作为在民国时期独领我国出版界风骚几十年的骄子式企业，商务印书馆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和重视的研究对象。不论是以商务印书馆为直接研究对象，还是以其创办、出版的图书杂志及其开展的相关活动等为间接研究对象，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史及出版史上地位独特、作用重大、影响深远，有研究之必要；也是因为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学者名流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资料，同时商务印书馆也非常注重其相关档案资料的保存与整理，这些资料为开展研究提供了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方面，而对其企业制度本身的研究相对薄弱，成果也较少。而现存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也还显得比较零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特别是缺乏纵向角度和横向视野相结合的研究。新近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一书正是着眼于此，在商务印书馆产权、组织与管理的系统研究方面填补了一个相对空白。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军与其弟子何国梅合著，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学建设丛书”的一种于2014年12月出版，全书共22.1万字。本书是作者在细致爬梳商务印书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企业管理理论与相关经济理论著成的，是近年来出版企业制度史研究方面的一本用心用力之作。

本书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国近代出版企业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商务印书馆的产权制度分析”，第三章“商务印书馆组织制度的探索与构建”，第四章“商务印书馆管理制度的自觉维护”，另加结语与附录。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对我国近代出版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做了相关介绍，试图揭示出商务印书馆生长、发育的土壤。将商务印书馆放置于近代出版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展开分析，正体现出了作者的用心构思之处。在处理宏大背景的问题时，作者并没有无的放矢，而是紧紧围绕本书主旨——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研究展开，从其生长的“经济土壤”展开了重点论述。作者认为，我国的出版业经历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两种不同性质的发展阶段，而两个阶段的转型正是发生在近代中国。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杂存，图新并不完全弃旧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我国出版业在这一时期的转型过程中，就并“不是简单地沿着业主制—合伙制—股份制的轨道演进，而是相互交织，三轨并行”。作者认为在华教会和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外国在华商人从事出版活动的示范作用和国人自办新式出版的初步尝试，都对我国出版业的这一转型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出版业转型的结果，则是出现了不同形态的企业形式。在书中，作者以实例分别对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以及三类混杂的企业进行了阐释，认为出版制度的演变虽然有一个总的发展趋势，但是其间有混合，有并存，也有自我更新，而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变迁过程。

在第二章中，作者对商务印书馆的产权制度展开了分析。作者认为，在新旧转型的近代中国，股份制的制度构建也是新旧杂陈：晚清以降，我国就存在着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民间资本股份制企业和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三种类型。甲午战争之后，更为“正宗”的民间资本股份制企业则发展迅猛，而商务印书馆正是在这一发展浪潮中引领风骚的出版企业。但是，商务印书馆产权制度的确立也并非一蹴而就，其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探索过程。作者在此特别强调了1905年商务印书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以后发展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认为正是商务印书馆确立了明确的产权制度才为其随后的快速发展乃至鼎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商务印书馆通过清晰产权归属，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初步分离，从而明确了产权的归属关系，规范了产权的收益，同时也明确了产权的支配和处置权力。通过出台专门的规章制度规范对股权的管理，商务印书馆在产权管理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作者在此深入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卓有成效的资本运营，指出商务印书馆通过吸收个人投资、发行股票、吸纳职工储蓄和产权增值分配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积累了大量发展资金；通过坚持以出版为主业的同时进行多元化投资，走出了一条“跨媒体、跨行业的专业化与集团化的发展之路”。作者在此同时也指出了商务印书馆产权管理的封闭性特点的不足，认为正是这种封闭性导致了商务在具体的股权管理中出现了“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而随着克服这些产权管理缺陷，商务印书馆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相对成熟的管理道路。

在第三、四章中，作者分别阐述和分析了商务印书馆的组织制度与管理制度。由于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的不断发展过程，所以其组织制度的建设也在此时经历了探索与构建的逐步过程。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产权单一、完整，没有形成规范、合理的治理结构；1905年注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后，其才开始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此，作者再一次强调了与日本金港堂的股份合作对于促成商务印书馆完善股东结构及管理制度方面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决策机构——股东大会的性质、职权、召集、投票表决制度及其有效性等的分析，特别是对其1905至1949年45年间股东会议资料的收集整理，作者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从1906年才开始真正实行规范化的股东会议制度的。而通过对商务印书馆监察人的产生、构成、更换及其职权、作用的分析，作者认为老商务实行的还是一元制的公司结构，监察人的权力与作用有限。可以说，这些结论的得出，都有作者背后对资料的爬梳与分析作支撑。作者在该章也指出了商务印书馆直线职能型组织机构的特点，认为商务印书馆通过从“三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向“四所”（另加研究所）发展，开设分、支馆厂等措施架构起了商务印书馆的整体组织框架。在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从人力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促销管理及版权管理等五个角度对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解读。这部分内容具体、琐碎而复杂，所以爬梳资料、分析总结都需要下功夫才能整出条理。作者在此部分显然是着力较多的。

通过对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从宏观产生环境到微观具体操作的详细分析，本书基本上厘清了商务印书馆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众多事实与问题。而对商务印书馆产权、组织与管理的系统综合研究，更凸显了本书的独特意义与价值。除了在这方面的突破之外，笔者认为本书以下几点也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本书在具体的问题描述与分析中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指向。在书中，伴随着对商务印书馆具体问题的展开与阐述，作者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引申与现实解读。如第二章中对出版企业多元化、集团化问题的认识；第三章中对规范股东会议制度的重要性与启发意义的阐释，对商务印书馆监察制度不成熟造成损失教训的现实意义引申，对商务印书馆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不足之处的分析及现实借鉴等等。出版企业多元化、集团化发展，规范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完善监察制度，改善组织结构……这些问题商务印书馆曾经面临过，当前我国的出版界也同样面临，因此，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探讨都毫不过时。从分析老商务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以指向当下关怀，这也正是本书作者的初衷所在，正如在前言中作者所说：“我们无法苛求历史，而只是做些史海拾贝的工作，力求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先进性、‘早熟性’、超越性和前瞻性，以期能对于我们今天出版行业的企业化、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是本书作者能根据所掌握文献资料得出独立的研究结论，并发表独立的见解。在本书中，作者从企业制度研究角度入手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些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认识，甚至对以往既成的结论或评价做出合理怀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分析公司制的出版企业形态时，作者认为，相比于今天人们赞扬开明书店多于世界书局，对世界书局毁誉参半甚至以批评为主，但从现代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世界书局是比开明书店更为成功的范例；在评价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作者显然不满足于以往学界对夏瑞芳的评价，认为夏瑞芳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输于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理应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重视和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合适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问题上，作者认为，不少研究者认为的1901或1903年都不准确，通过详细考察，作者提出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是在1905年12月，并于第二年获得批准；对于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问题，作者也在书中给予了客观评价，充分肯定了1903年二者的合作对商务印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不论是对既有评价的商榷，还是对细节问题的考订，作者都以翔实有据的资料作基础展开，因此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分析结论合理可信，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是作者搜集、整理、引用、附录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在文中直接为其论证做出有力支撑，凸显其学术价值，而且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参考。除了转引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一书中的图表之外，作者利用相关资料也进行了大量图表整理，如商务印书馆历年股本数图、1897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各类出版物数及占全国总数比例图、1903—1930年营业额图、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参加历届博览会及其获奖情况表等，尤其是1905—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东会召开一览表洋洋洒洒占据了近11页，是全书最长的一个表格，整理图表的耗时与费力想必可知。除了正文中引用、绘制的图表外，全书还在最后添加了11个附录，其中有图有表有文章，还附了两件有价值的出版史料，这些都是作者非常用心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在两位作者中，范军教授身跨学界和出版界两个领域，在从事实际出版工作的同时，也关注学界的动态，热心出版资料的收集整理，且浸淫其中有年。200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范军教授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后，其兴趣不减，不断跟进这方面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2007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2008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等相关研究成果。2011年，其又利用相关课题成果将原《研究书录》由55.3万字扩充到了104.3万字出版了《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一书。作者多年用心于斯，着力于斯，在史料上的功夫十分扎实。因此，本书在这方面见长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是本书语言流畅，逻辑清晰，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也兼顾行文的平实有趣。作为学术性著作，能将其写得生动有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作者在行文中有意识的加入了一些有趣的史料与讲法，这些内容的加入既不游离于题目之外，又能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一举两得。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个人为主，作者在行文中用了五个“缘”字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解读：乡缘、学缘、教缘、业缘和亲缘。在有趣的解读中，作者轻松明了地就将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浓厚的合伙制性质与家族色彩充分揭示了出来。在介绍商务印书馆股东大会行使职权时，作者将“橡皮股票风潮”描述了出来，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当个人权力凌驾于股东大会之上一意孤行、不受制约且监察人员未能正常行使职权时所能给公司造成的严重危害。

当然，任何论著都不能将全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人文科学的著述尤其如此，《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一书也概莫能外。本书在某些史料细节上，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地查询、考订和补充。比如在本书第三章中，商务印书馆成立有限公司时的董事会成员构成因没有得到第一手资料，所以无法确认；1906年至1908年选举的监察人是哪几个也还有待查询原始档案等等。这些未尽的工作还有待以后的研究者不断完成。可喜的是，作为我国老牌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已有意将其社内保存的档案资料公布出来，并已开始做相关准备工作。相信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后，在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方面还能获得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准确的认识。

关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甚至将其作为直接研究对象是每一位热心于文化传播事业的出版研究者都不能绕开的诱惑。而作为个案，商务印书馆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地进行过阐释和解读。因此，要想在众多的论著中脱颖出来，写出一篇独具慧眼、别出心裁的论著非常困难。本书能够在当前研究资料相对缺乏状况下写出这样一本材料翔实的著作，已属难能可贵，而其强烈的现实观照和别具价值的选题意义以及在此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更是彰显出了本书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