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使本来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王朝更替史和一部农民战争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去学术界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或者说政治角度在研究辛亥革命史。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空前重视发展经济，反映在历史研究上也是前所未有地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包括辛亥革命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如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商会史、商团史研究人才辈出、成果纷呈，极一时之盛，蔚为大观。然而，从思想文化领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成果，却屈指可数。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向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礼的大型丛书《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之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罗福惠教授的著作《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罗著），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思想文化领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论述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个群体主要由科举被废后转而投身近代新式教育的士人、外国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和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以及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海归”这四部分人构成，总数达七八十万之众。尽管这个群体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第二章论述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其中有以程朱理学和乾嘉汉学为代表的清代主流文化的自救性调整（以曾国藩强调“躬行”“经济”、 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为代表）以及清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的废科举、兴学堂；有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的“复兴古学”；有史学、文学等固有学科的转型，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新型社会科学的萌芽，以及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建筑学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奠基等。第三章从政治的角度论述铸国魂、造国民的重要性，指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三次大论战对开启民智的作用，阐述革命派围绕着三民主义所进行的革命宣传，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兴社会思潮的滥觞。第四章以列表的方式介绍立宪派、革命派、国粹派、南社、科技界人士等的籍贯、年龄、家庭背景及其在20世纪头十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作为，并据此分析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知识结构与思想特征，介绍了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新型社团，特别是以同盟会、共进会、南社、光复会、文学社等为代表的革命团体及其活动。第五章介绍新式知识分子把办报刊和推广白话文作为利器，来宣传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

尽管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陆陆续续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及若干辛亥人物文集和辛亥报刊复印本等资料出版，也有几本从文化的某个层面研究晚晴历史的著作问世，但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辛亥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成果却尚属阙如。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著可谓填补空白之作。罗著意在说明：第一，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局势、经济状况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辛亥革命上承戊戌变法，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相互承续的关系。然而，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历史本来没有断层，历史研究却出现了断层”。史学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研究者一般比较重视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忽视前一个时期的结束。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人们常常是重五四而轻辛亥。殊不知五四时期的许多内容并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而是承袭于辛亥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罗著力图矫正这一流弊，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近现代较长历史时段加以考察，以期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结论。

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历来强调历史学者研究历史要注意前后贯通，注意历史固有的连续性，不可做孤立的断层研究。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他又提出“研究辛亥要看三个一百年”的著名论断，指出研究辛亥革命要看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罗著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旨趣，实际上是与其业师章开沅先生的上述思想相合的。作者认为，辛亥时期的思想文化影响了包括五四在内的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作者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大创获。由此看来，作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辛亥革命研究所作的探索，不仅是可贵的，而且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