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包括“学术研究”和“人物文集”两大系列，共35册，1500万字，全部精装印制，这是我社首次短时间集中实施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从与我校近代史所专家一道酝酿选题、策划书稿，到具体实施编、排、校、印环节，《文库》的推出展现我校重大学术成果，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社的出版品牌。高标准的质量要求，考验我社编、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考验我社科学管理水平和高效运作大型项目的能力。

回首《文库》的出版，早前一段时期，出版界曾出现过一阵子的“辛亥出版热”，众多出版机构争上项目，一些民营出版商也闻风而起。大型出版集团占据行政资源，民营出版商资金厚实，所以在竞争中我社并不具备优势。随着一系列要求苛刻的选题报备、质量管控政策出台，很多出版社因为投资大、要求高、利益回报低，旋即纷纷闪躲退避。这套《文库》也碰到过类似的困扰，为该项目费尽心血的朱英教授，在“后记”中曾提及的其间“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应该如是所指。

范军社长、段维总编辑与朱英教授商谈我社准备独立承担《文库》全部出版任务的时候，当时在座的我心存担忧，因为此时离要求出版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年了。长期分管编、排、校、印，我清楚短期内高质量地完成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是何等艰难，但在这个时刻我也深知我们必须有所担当，必须在需要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文库》的运作时间正好与出版行业生产周期的高峰重叠，属于外包的排版、印制环节的优质资源非常紧张，我社也必须从经营岗位抽调大量的优秀编辑、校对投入《文库》的运作。编辑、校对人员的配备，排版、印制厂家的选择，生产资金的准备，生产环节的紧密对接，都必须严谨行事，不可疏漏。

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无论是对于出版社集体还是每个参与者，都是意义非凡的。由于专业背景的局限，我没有能力从社会政治的高度、史学学理的深度准确理解这套《文库》的内容，但作为生产过程的具体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我有机会体验了为满足这一出版要求而实行的高强度的科学化管理运作，这一实践过程也使我们作为现代出版企业的综合运作和应变处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文库》全部采用CTP数字印刷，比传统印刷更加绿色环保，这种新型的高端技术在本地区仅个别大型印刷公司具备，我社也是首次规模化采用这一新兴技术。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终结封建专制开启建设现代国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采用数字技术呈现辛亥史学研究的鸿篇巨制，这是机缘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一时难以厘清脉络。

在这寥寥数言感谈的最后，我还想表达的是内心里的一点深刻触动。出版这套《文库》，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我校近现代史学研究群体：章开沅先生、马敏书记、朱英所长、罗福惠教授等众多学者。捧读书稿，我们不仅是在履行编辑职责字斟句酌地咬文嚼字，我们每时每刻也在感悟大师的思想和精神，在这越来越躯壳化的浮躁社会，我们接触到的这么一批学者始终保存着今天社会稀缺的良知与灵魂。板凳一坐数十年冷的积淀，我们应该细心地珍藏、传承。还有很多让我深有感触的细节，项目牵头人朱英教授，无论在哪里出差、讲学，与我们的联系始终畅通，面商事宜随请随到；罗福惠教授关注每一步进展，处理编校疑问精心细微。风雨暑寒，他们经常来到编辑、校对身边，及时提供帮助与支持。他们都是知名学者，名贯海内外，肩负繁重的研究、教学任务，他们的治学与待人都堪为后辈楷模。

能够经历这一浩大的出版工程，是时代对我们这一代华师出版人的眷顾，运作《文库》，我们得到了丰厚的精神回馈，我们在尽一份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收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