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梅光迪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欣闻梅先生的族人拟编《梅光迪文存》，以为纪念。我很期待这部书的出版。今年元月，接到《梅光迪文存》执行主编梅杰的来信，邀我为该书作序，我深以为荣。我常常感到过去由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许多睿智而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学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研究，许多重要史实也就随之湮灭，梅光迪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17年，梅光迪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时，就曾对关于“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和胡适进行过一场辩论。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他说：“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才能有标准，“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性的东西” 。他的朋友吴宓也强调：“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
关于如何接受西方文化，梅光迪在《学衡》杂志创刊第1期上，发表论文《评提倡新文化者》指出，要引介西学就必须“穷其本源，查其流变”。因为西方的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等“源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若无广博精粹之研究，就会“知之甚浅，所取尤谬”。这样的“欧化”，只能是“窥时俯仰”，“惟新是骛”，结果是“厚诬欧化”，“行其伪学”。他还特别强调引进西学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必须适用于中国之需要，“或以其为中国向所缺乏，可截长补短者，或以其能救中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者” 。他鄙弃所谓“顺应世界潮流”的说法，认为真正“豪杰之士”倒是“每喜逆流而行”，他的这些主张今天看来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19世纪以来，现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始终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在西方，而它们相互区分的标准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长远历史发展来看，现代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护历史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他们认为长期延续成长、积淀下来的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远胜于个人在存在瞬间的偶然创造，因此不相信未经试验的革新。他们主张在原有基础上渐进和改良，不承认断裂、跃进和突变。事实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者往往在同一框架中运作，试图从不同途径解决同一问题，它们在同一层面上构成的张力和冲突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契机。20世纪初勃兴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化思潮紧密交织，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样的三位一体。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尊崇马克思，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找到了杜威、罗素，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梅光迪等则服膺新人文主义的宗师白璧德。他们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问题大体相同（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设新文化等），而又都同样带着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特色。这些特色大体表现为：第一，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振兴民族，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动机。激进派的否定传统、保守派的固守传统都是首先出于这一考虑。第二，中国的文化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同，后者首先肯定个人的价值，强调要有健全的个人，才有健全的社会；中国却首先要求社会变革，先要有合理的社会，才会有个人的作为。“五四”时期，激进派强调革命，胡适等人主张“好人政府”，保守派要求“重建民族自尊”，“重建国魂”，这些都不是首先以个人为本位的。第三，中国的文化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产生的，相对来说并非内部酝酿成熟的产物，因此缺乏内在的思想准备。“五四”时，无论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都不曾产生足以代表自己民族，可独立自成体系，无愧于世界启蒙大师的伟大人物。第四，中国启蒙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西方衰敝时期，西方文明的矛盾和弱点已有所暴露，中国的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都想绕开这些矛盾和弱点。激进派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派提倡“整理国故”，保守派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都与这一意向有关。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过去我们对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研究得很不够，往往因他们和激进派与自由派的一些争论，把他们置于文化启蒙运动之外，甚至把他们作为对立面而加以抹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今天，“五四”时期以《学衡》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一些重要史料也相继被发掘出来，梅杰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这本《梅光迪文存》厚重而扎实，特别是其中第一次公开出版了梅光迪讲授的《文学概论讲义》和《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前者包括文学的界说、文学之起源、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情感、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想象力、摹仿与创造、文学之标准、文学之形式、文学之体裁、散文、小说、诗、戏剧等共15章（前3章发表于《时事新报》，余为学生整理）；后者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着重讲了亚里士多德的诗说、古典学派、浪漫主义之源流，特别分析了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浪漫派与自然界、浪漫派与近世大同主义、浪漫派之超人主义等专题，对歌德、卡莱尔、安诺德等大家皆列有专章。这两部讲义再加上首次录载的《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两篇论文，可以说全面展示了梅光迪先生的文学思想和他对欧美文学发展的主张，这对中国文学理论、文学史和跨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梅光迪文存》还收录了全部能搜寻到的数十封梅光迪先生家书，主要是写给夫人李今英的。这些信情深意挚，记录了梅光迪先生随浙江大学迁往内地，从1938年3月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湖北，又绕道越南的河内、海防经昆明至贵阳，最终在遵义安顿下来的艰苦历程，最后一封写于1945年3月31日，离抗战胜利已经不远。这些书信不仅记载了抗战八年间当时当地的社会民情，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憧憬，也生动地记载了一些名人之间的交往和轶事，如他们到达昆明时，西南联大的吴宓、汤用彤、陈寅恪对他们的宴请；著名学者马一浮、柳诒徵到浙大讲课的情景，还有竺可桢校长与20余岁新娘的新婚蜜月、陶行知先生与年轻新娘的婚礼等。又由于梅光迪先生在浙江大学先任外文系主任，后任多年文学院院长，这些书信在他和夫人的对话中，往往流露出许多他对文科教育的深刻思考和关怀，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总之，梅铁山和梅杰先生编辑出版的《梅光迪文存》发掘整理出许多宝贵的史料，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为序。
乐黛云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11年4月5日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