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教授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了，可喜可贺！

作为一位“70后”学人，李遇春多年来对于搜集、研究“当代旧体诗词”情有独钟，可谓别出心裁。这份情其实深深植根于他的兴趣中——他喜欢搜求前辈文化人的旧体诗，喜欢了解、谈论那些前辈的逸闻趣事，也喜欢与师友唱和，喜欢写旧体诗，冥冥中已经显示出对于传统士大夫情怀的认同，并因此而与多年来学界不少同仁热衷于遵循西方话语模式构筑自己的研究框架的追求迥异其趣。他因此显示了自己的个性，也显示了对于当代学问“中国特色”的追求。

旧体诗的魅力是永远的。因为其中有中国文人几千年的兴趣寄托，有中国诗词特有的格律、意象、典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创作成就斐然，但旧体诗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衰亡。经过新诗冲击的旧体诗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毛泽东、陈毅等人的笔下焕发出新的异彩，显示了奇特的生命力。到了当代，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中的大部分作品显示了旧体诗拥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基础，也显示了“诗可以怨”的社会功能。聂绀弩的“绀弩体”不仅已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诗心不死、豪情不改、世界观基本不变的可贵证明，在嬉笑怒骂皆成诗、五味俱全耐咀嚼方面，也写出了新的气象。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回归热潮的高涨，旧体诗爱好者的队伍迅速壮大，许多民间的旧体诗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当然，热闹是一回事，成就如何是另一回事。但这些事实都是旧体诗再度兴旺发达的证明。可是，我们现有的成百种“当代文学史”中，对今人的旧体诗创作成就却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白。李遇春的这本《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填补了这一空白，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研究旧体诗，不仅需要一定的古典诗词、文化学养作基础，更必须对作者写诗词的背景、心态、影射对象、弦外之音了然于心，因此，这显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难度的课题。李遇春能够乐此不疲，不仅对于各种有关资料孜孜以求，而且每谈及此都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流露出他与旧体诗的亲近之缘，而这份喜爱之情，正是他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学术难题的动力所在吧。读这本书，接触到许多不常见的史料，常有漫步园林、移步换景之愉悦。不知不觉间，恍然有那些前辈、那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复活的欣喜感。这样的学术著作，已经脱去了理论的外衣，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

近年来，我也对“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课题很感兴趣。当我注意到许多“60后”、“70后”作家都不约而同谈及自己深受《诗经》、唐诗宋词、“三言二拍”、《水浒传》、《红楼梦》的影响时，就常常感到了传统魅力的强大。这种强大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这种今人与古人的心心相印、新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悠然相通实在是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文化奇观。为什么新诗无论多么优美、自由也代替不了旧体诗的典雅、醇厚？为什么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偏爱古代经典的文学趣味却常常没怎么变？永恒的“诗心”与“文心”是如何打动了千秋万代的文学爱好者的？而那些在众多的旧体诗中显得成就卓然的“当代旧体诗”又是如何实现了对于古典诗词的成功超越的？这些问题，真值得进一步好好研究。在我看来，这本《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便是学术界“70后”深受古典诗词文化熏陶的一个证明，也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研究“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