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经过出版社约略两年的精心排校，终于出炉。因韦先生和出版社的委托，我在编校上有过一点参与，在编校小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韦政通先生从青年时期问道以来，一直辛勤笔耕，盛年很少外出演讲。晚年握笔无力，只得停止写作，适逢大陆高等教育狂飙突进，乃接受南北各大学恳切之邀，每年登陆演讲月余，使内地学子有幸亲领教诲，获得现身说法的智慧感染。韦先生自己也说，这些演讲揭开了他晚年人生的新页，而背后支撑他讲学的动力就是四个字——智慧不老。”这段话意在说明本书的来由，因为集子里除两篇分别出自台北和香港的演讲词外，其余都是2003-2008年间在大陆各大学所作的演讲。这些演讲与时下一些文化明星“隆重出场”所作的阔论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成就粉丝大军的茫然崇拜，而是传导幽默深沉的智慧之音。

韦政通先生是台湾资深学者，国际著名的思想史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热忱的公共知识分子。先生早年赴台，50年代在劳思光、牟宗三影响下开启其求学与治学生涯，60年代受到殷海光的影响，开始走上独立思想探险之路，出版著作近四十部，在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等方面，创获卓著。他的著作思想深邃而文字平易，堪称独树一帜。其中《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的智慧》、《儒家与现代中国》、《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等书，从80年代起大陆已有简体字本出版，不少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几年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举办专门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来研讨他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可见其在大陆的学术影响已经不逊于海外。

韦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如此巨大，却属自学成才，有如梁漱溟虽无缘到大学当学生，却足以被请进学府做教授。他从徐复观那里学到了勤奋，从殷海光那里学到了专注，成为“一个以辛勤用功为乐的学者典型”。长期每天16个小时以上的用笔，严重透支了他的腕力，到接近八十岁的时候，已经握笔困难，但是“我现在手不能写字，但嘴还能讲，所以到大陆去讲学”（见李怀宇采访录《韦政通：风云尽在闲谈中》，《时代周报》2009年8月20日），而支持自己这一新型著述方式的，便是悬挂于客厅的、老友著名书画家何怀硕先生所书——“智慧不老”。肌体会衰老，智慧永远不会老，韦先生以他积淀深厚的学养、开放思考的睿智、关心民族前途的热忱情怀，对大江南北的“80后”学子娓娓道来，贡献了数十场智慧盛餐。

因为有些没有现场录音留下来，讲演并没有能够全部录入这本集子。但就已经收录的十六篇演讲的内容而言，已经能够基本再现韦先生以往思想和学术努力的格调和风范。例如：

在一次讲演中，韦先生绘声绘色、亦庄亦谐地分析了儒家伦理的演变及其在近现代的命运，别具一格地分析了儒家伦理演变的复杂过程的四个层次，那就是“从‘五伦’的原则，然后到汉朝初年‘三纲’的形成，‘三纲’再经过法制化而有一种强制的力量，……更进一步，就是（通过庭训和学校教育——作者注）达到社会化，转化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中国的儒家发展到两宋时期的时候就慢慢达到了这个地步，……理学家一方面讲文化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很守礼教的。”

他说儒家伦理在近现代受到挑战，由批判三纲延及否定五伦，其实五伦中最根本的仁爱价值并不过时，通过转化是可以与现代精神贯通的。

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韦先生长期思考的问题，一次演讲中，他将中国思想传统在20世纪的命运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五四反传统的时代，一是当代新儒家反反传统的时代，三是现代化理论下探索传统思想现代价值的时期，四是追求传统现代转化的时期。（当然这个时序是从他所生活的台湾的角度观察的，在大陆，后三者很难看出清晰的时间界线。）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可以克服反传统主义的偏激，避免保守主义者的过分自夸，超越现代化思维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所以我认为创造转化经过中国一百多年革新的思想之后，经过许多变化之后，它是比较健全的一种心态。”

他进而指出，仅仅一种心态远远不够，关键是切实在学术上加以实现。结合自己的心得，韦先生勉励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第一步要培养一种“跟随的能力”：“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乱发议论，你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学习别人的思想，学习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是如何在思考，你必须努力学习和熟悉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的思考方式，这就是跟随的能力。”从跟随然后再到“自我探索”。

跟随的功夫和自我探索的努力，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学者要坚持下去，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较高的精神境界，韦先生有一场讲演专门讲到人生意义的三品次，生存、生活、生命。他说生存最重要的目标是追求经济的独立，以往人们追求的是五子登科，如今“儿子、爱人这些已不是现代人最重要的追求。不过，房子、车子、银子还是现代人非常迫切需要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看重这些，“我年轻的时候，想我这一生要达到两个愿望，……想读任何的书我都有钱买；……想到任何地方去都有能力去”，无意中暗合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这都需要经济独立。

提升竞争力，积累面对困难的经验，培养独立意识，解决经济独立的问题，对于人生无可厚非。但人生不能止于这一层次，“人生第二个层次就是生活。这就涉及意义的问题，贴近比较高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生活的层次要“求真、求美、求善”，也就是创造知识，增加美感，涵养德行。

人人都要面对“生存”，很多人会追求“生活”，而能自觉在“生命”层次上努力的却不多，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可见生命是人的终极价值。“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一定要在生命这方面有伟大的创造，也就是在生命这方面一定要有创造性的伟大人格，否则，它不容易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生命”实际上就是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去发明安顿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的大智慧。

他说轴心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都达到了生命境界，现代的甘地、泰勒莎、证严法师都接近于这个境界，“对这种有伟大的创造性的人物，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他们，一定要对这种无论宗教道德上的还是非道德宗教上的创造性任务予以尊重。我们在尊重他们的同时，可以无形中提升我们的自我，有一种认同，使我们知道世间有一些伟大的人格，会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一样。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司马迁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生命层次涉及到人的品格，也涉及到社会文明。韦先生讲，文明与品格是一个国家无形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国家注重的是可以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竞争力，比较忽略无形的竞争力，“一个国家如果在文明方面始终提升不起来，比如我们中国，在经济发展了20年或30年以后，如果文明水平仍没有相应提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产生极重大的危机。”

韦先生以沉重的口吻表达了对于中国GDP思维的忧虑，尤其批评各级教育的市场化，他说：“一个学校如果办成了学店，是没有人尊重你的。为什么中国现代史上会有那些很了不起的高校，例如北大、清华，那是为教育理想来办学，而不是学店。如果你把这些重点的高校都当作学店来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将来就会非常危险”。一个什么都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国家是很难文明起来的，“我在大陆走过了十几个城市，大概差不多的情况就是空气污染、交通混乱、街道不整、行人不守规矩”。

韦先生还有一些讲演，提出在提升文明方面，知识分子应尽自己的责任。 他说，“一个教授、一个学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一个历史学家、哲学家可能是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特色，一个就是批判，另一个就是从事一种所谓社会的改造。用知识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推动社会的改造，只有这样的读书人才能称做知识分子。”真正知识分子“他必须有丰富的知识；要相当程度的没有私心；思想非常独立，对所提出来的问题有批判的能力；有高度的责任心；还要有抗拒压迫的能力。”

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方式，有的着重于观念的参与，有的着重于社会的实践，可以因人而异，都会有贡献。韦先生认为做哪一种知识分子，甚至做不做知识分子，要根据自己的性格，不可强求。即使不介入社会，不做知识分子，纯粹在学术方面去努力，也能对人类有贡献，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

这些论说，有些在他以往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线索，有些则是韦先生根据近年对大陆社会的切身了解有感而发。韦先生通过演讲表达的思想远不止这些，在收入集子的十多篇讲辞中，就还有关于墨家侠义精神、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博士论文写作等方面的卓见，以及对蔡元培、牟宗三、霍韬晦等人物人文精神的中肯月旦。在校订过程中，我根据内容的关联性将这些讲演稿，大致划分出“传统与现代”、“职业与志业”、“文明与品格”三个专题进行编排，以便于读者阅读。这些在声声朗笑中喷发的闪光智慧，是韦政通先生创造的人生的一部分，何怀硕先生在序言中说韦政通的学术人生给人的启发是“人生的价值是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有创造的人生才是最值得活的”；这些在阵阵掌声间传达的文化关怀，是韦政通先生传承学术的厚望，王立新教授在序言中感慨：“先生年高若此，依然不改其乐，不仅责任情怀深重，而且境界高远难及，实在是可敬可爱之至。”品读此书，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