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万千偶然性聚合的结果，稍有一点错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可能是别人，而不再是自己。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绝对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立个体，他必须通过绝对的不同，来表现自己独特的品格。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他的一生，也就只能混迹于生存之中，冥然无觉，窅然空过了。

先生是一位极具个性品格的人，而对于这种天生的独立性的品格，又很早就具有了明确的自觉，这是先生之为先生，先生之成为先生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和动因。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这种强烈的个性冲动所驱使，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道路。先生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该认识的都认识了——指结识新儒家阵营中的主帅们和自由主义的领袖等人物，从而受益于他们。而是他对自己的个性——属于自己的独立性品格，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自觉，正是这种独立性的品格，使得先生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思想道路。而结识这些大先生们，也正是因为自己独立性的内在品格的导引和驱使，才使得他追求精神成长，从而追随这些具有强大精神感召力的大贤们。没有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独立性的品格，他也挣脱不掉这些磁力极强的精神强者们的吸附，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道路。

先生仰仗自己健康的身体和强盛的精神的保障，通过顽强奋斗，终于打拼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生路”，在思想史、哲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可以独成一家，其对传统伦理的客观分析、其对现代伦理的重新建设方面所作的建树，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现世热情和历史责任，都可以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流下去。

先生虽然著作等身，但却从不炒作旧饭，独立的性格，使得先生不断求新，这是先生为学的个性；通俗易懂、简洁生动、言不虚发，则是先生的文字表达个性；对后学晚生，极尽启发推勉，态度诚恳，热情洋溢，不厌不倦，亲切至到，这又是先生作为老师和长者的个性。与引水自灌家田的很多学者相比，先生从不为自己所立之说而拼凑材料，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形出发，历史的本真，即是先生立论的基点，现实的需要，则是先生致思的动因。

先生勤勉不懈，忘我工作，年逾八旬，仍然有年轻人的热情和干劲。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每日手不释卷，随时随地启发青年、提挈后学。近年来，先生不断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不辞辛劳，分别在北京、台北、武汉、杭州、广州、南京、深圳等地发表演说，大陆地区众多青年学人，多蒙教益。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奉献剩余价值”。现在的这部“演讲录”，就是先生近三四年来在上述各地为青年学生开设的各种专题演讲的集粹，其中《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儒家伦理的演变及其在近现代的命运》、《儒家、儒学、儒教》等，是对儒家传统伦理的进一步探索，主要涵盖对儒家伦理中一些与现代精神不相一致的东西的反省与批评，和对儒家伦理资源的重新认识与发掘等内容；《墨家的侠义精神》，则是对墨学中经常被忽略的“侠义”精神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表现等的梳理。通过这种梳理，说明墨学的主要精神，不只是经验主义和逻辑思想，而且包括匡扶社会正义这样一个重要方面。学术界一向以墨学自战国以后基本中断为“默认”的事实，但先生却看到了历史上的豪侠人物、帮派团体甚至政治领袖身上都在体现墨子所倡导的“兼爱”与“非攻”之义，墨家的这种“义”，虽然不像儒家的“义”那样大公至正，但却经常是黑暗时代里的光明，是无情世界里的有情的声音。这些侠士们，常常扶持良善、惩治奸恶，往往是身处下层受尽欺压但却无地伸冤、无处诉苦的广大民众的正义使者。先生据此认为：如果不仅仅站在学术和思想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那么就会看到，墨家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一直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其在下层社会里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在主流社会里的影响。

以上是对于传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部分。先生还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针对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他们如何确立为学之志、如何耐住为学的艰苦、如何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等等，教导他们用自己有效的学术研究工作，参与到“以文化创新重塑中国形象”的伟大事业中去。先生以《霍韬晦先生的志业》为题，表彰霍韬晦先生为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牟宗三先生生活片段》，是先生回忆跟随牟宗三先生的岁月，在表达自己感戴师恩的同时，教导现在的学术青年，将来怎样做一个好老师，既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同时也表明了先生对教育的希望，用心可谓良苦。先生还以《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对现代教育整体滑坡的忧虑，也抒发了自己对于教育更加“教育化”的祈望。所有这些，用心的读者都可以在字里行间清晰地体会到。

先生本不愿请人写序，但因运笔之手，时有不仁，故有此是命。晚生虽愿代劳，但自知德薄识浅，才学均不足以堪此任。但是既承此命，惶恐之余，只能写下上面一段文字。

记得船山在《七十自定稿》自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语：“秋未尽，蝉不得不吟。”冒昧借用，篡改词句，借以抒发己意。

秋未尽，蝉为什么不得不鸣？

其一，这是天命。蝉自出土即鸣，直至秋尽而止。秋既未尽，蝉如何能够不鸣？鸣，是蝉所承之于天命的本性，鸣，也就因此成了蝉的使命。不鸣不为蝉，既是蝉，就不能不鸣。中国知识分子，自打孔老夫子开基、创业、垂统以来，就如同蝉一样，被定下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命运，既无法逃脱，亦不必逃脱。这是他们独特的鸣叫方式。

其二，这是责任。天既命蝉而使之鸣，则鸣，便不仅是蝉不得不如此的宿命，蝉以鸣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又以鸣来表达自己的责任。宇宙间既不能不有蝉鸣，那么自觉的鸣叫，就是责任，就是崇高。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工具，包括人，甚至尤其是人，都是上天用来完成自己实现真、善、美使命的工具。盲目而被动地充当工具，那是无明，那是暗昧；主动地、自觉地充当天的工具，就是崇高，就是责任，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其三，这是自我安顿和自我安慰的良方妙法。蝉不鸣，则不足以自我玩味、自我慰藉，蝉以鸣来告慰自己：这是快乐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思想家和学者也一样，只有不间断地学习和不停顿地思索，才能自我安慰、自我提升。舍此，没有另外的途径。获得多少成就，似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停地努力，每有进步并且乐在其中。这才是学者向学不倦、乐此不疲的最深处的动力。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学者要有内在的激励机制”的要诀，其实也正在这里。孔颜乐处，不是乐道，而是乐在求道之中。乐道是责任，乐在求道之中，才是境界。

先生年高若此，依然不改其乐，不仅责任情怀深重，而且境界高远难及，实在是可敬可爱之至。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多年来追随先生，每得瞻谒，便有如沐春风之感，其要义原来正在这里啊！

2008年11月23日

于深圳大学文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