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有关大学语文的性质、功能、定位等问题议论颇多，争议不断。有的重视它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训练上的实用性，有的则提出以文学鉴赏取代语文教育，有的则强调它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性等等，由此导致了大学语文教材在编撰体例、选文标准、教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由公共课到素质教育课、通识教育必修课，大学语文在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的变迁，一方面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如何“求同存异”而非“求异去同”，避免教材建设的低水平重复乃至粗制滥造而导致的学生的厌学情绪，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近出版的由王先霈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明确将教材定位于“通识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性质”，其目标是“突破单门学科思维的局限，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汉语语言文学素养，增强他们对古今美文所传达的优秀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培育其高雅的审美趣味，并对提升其人格修养产生有益效果”（《前言》）。这一定位和目标是建立在对该门课程历史沿革、现实情境及接受对象实际状况的全面考量、慎重取舍的基础上的。首先，自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语文恢复设立时起，改变学生因文、理分科而导致的人文知识、素养的匮乏，思维方式的局限等问题，即是它的宗旨与面临的任务；工具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是它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这一目标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已有了很大改善，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功能相应地弱化。王先霈认为：“中学‘语文’课程可以理解为‘语言—文学’，知识灌输和基本训练是它的重要任务；大学非中文专业的‘语文’课程则可以理解为‘文学—文化’，着重点不再在工具性，而是以通过优秀作品进行文化熏陶为主。”（《前言》）也可以说，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欠缺或薄弱，应通过中学语文教育的逐步完善加以解决，不应当成为大学语文承担的主要职责。第三，通识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的定位与定性，一方面针对着现代大学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彼此越来越隔膜的弊端，同时，它所内含的非职业性、非功利性的教育理念，也规定了这门课程的着眼点不在某种实用知识的传授，而是健全人格的培育。它更为关注的是人的道德、情感、理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世界的和谐相处，是个体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能力的自主建构。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已有的思想观点深入了解的前提之下，文学艺术作品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上述对大学语文的性质、目标的理解和认识，贯穿在整本教材的编撰之中。因此，它既参考、吸取了多种现行教材的优点，以利教学的相对稳定和延续，又力求编出新意，突出个性。稳中求变，变中出新，是这本教材最大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按主题分类编排，意旨鲜明。教材按立身处世、读书思考、艺术欣赏、友爱亲情、乡土祖国、人与自然和汉语之美分为七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讲读课文和扩展阅读两大部分，既相互呼应，又能使学生能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加深对某一问题的理解。按主题分类并非这本教材的首创，不过，我们从单元的结构安排和内部文章的选择上，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编选者鲜明的指向性：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充实的人生，或者，人生而在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精神的丰盈与心灵的自由的。对此，不同时代的作家诗人有着不尽相同的思考，能够给予今人多方面的启迪。以“读书思考”为例，正如单元导读者所言，关注人生，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许多文学家在其作品中上下求索并尝试回答的终极问题。而他们在读书过程中所获得的颖悟，同样极具启示意义。本教材的编选者何尝不是希望这本书的学习者，以同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其中的每一篇诗文呢？
二是导读的异彩纷呈，多元并存。这本教材最大的一个亮点，是特邀了三十余位撰稿人为选文做导读。他们当中既有著名作家如方方、王充闾等，也有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如白烨、孙绍振、於可训、程光炜、陈晓明、王鸿生等，还有各学科领域著名学者、专家如李宇明、王宁、王兆鹏、吴岳添、周宪、曾繁仁、鲁枢元等。源于创作的经验和深厚的学养，他们的导读言简义丰，切中肯綮，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而不同的人生阅历、知识背景又使他们的解读各有侧重，自出机杼。比如对以“晦涩”著称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天鹅》一诗，郑克鲁认为带有“元诗”意味，即诗人以诗来表达写诗的艰难，慨叹完美的难以企及；吴岳添则认为此诗象征着诗人高尚理想的脱俗和他不懈追求的纯美境界。这样的带着自己“体温”的解读，其意图也正在激活学生的感悟，去用心体验语言艺术无法穷尽的魅力。
三是选文上的文质统一，兼容并蓄。传统教材由于在选文上离学生现实生活较远，加之有不少篇章与中学语文重复，难以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现行的一些教材则有迎合学生阅读趣味的现象，忽视教材应有的导向作用。本教材的编选者则把选文的标准定在“具有较高稳定性、关乎民族和人类基本美德、有助于大学生健康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和深化、有助于正当审美趣味培育的作品”（《前言》）。但即便如此，可供选择的诗文也是浩如烟海，编选者力求在既定的目标、单元的框架下，达到选文的文质统一、兼容并蓄。“汉语之美”是这本教材非常富有特色和创意的一个单元，既使教材避免了重“文”轻“语”的跛足之憾，又使学生在不同体式与风格的文章中领略母语的历久常新的美丽：王力的《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影响深远，所涉及的语言知识丰富而平实、耐读；梁实秋的《语言、文字、文学》则以闲谈笔调阐述三者之关系，属于学术随笔；侯宝林的《戏剧与方言》是以相声的形式谈论方言与戏剧之间的关系，诙谐幽默；梁羽生的《名联谈趣》则以陈寅恪出对子的典故，探讨对联这一中国文学独有的形式；韩少功的《现代汉语再认识》属于演讲稿的节选，他以作家的敏锐眼光审视现代汉语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危机，提出“创造优质汉语”的观点。上述各位学者、艺术家、作家对母语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认识，一方面引导学生体悟汉语之美，另一方面，这些文章本身即属“美文”之列，值得用心品评赏鉴；而且，编选者也意在提醒学生，汉语独特的形式之美是任何一种语言所不能取代的，需要后人在学习、借鉴中发扬光大。
自然，教材只是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或平台。大学语文能否在实现通识教育的理念，提升人的人文素养，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健全个体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包括教材编写者在内的教育工作者做更多的尝试和努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