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非典”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惊天动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非典”这场瘟疫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抗击“非典”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痛定思痛，“非典”期间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众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们的反思。

“非典”期间，华中师范大学某教授不幸染上“非典”，在校园内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谣言四起，恐慌蔓延。所幸的是全校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终于走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期。目前，又到了呼吸系统疾病容易流行的季节，全国各地正在加紧采取防护措施，严防“非典”死灰复燃。因此，在这个时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走出困扰——“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正如编者在书中所引的那样：“如果说自然科学是西药，则人文社会科学是中药；如果说自然科学是药补与食补，则人文社会科学是神补；如果说自然社会科学是救命，则人文社会科学是救人。”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自然科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在抗“非典”的疫苗研制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无疑十分令人振奋。然而，从另一方面说，“非典”固然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医学问题，但“非典”的肆虐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防范机制的不足以及其他许多的社会问题。这就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反思这种不足，寻找这种缺失，用自己的社会良知和知识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言献策”。

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师范大学，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淀尤其丰厚。而“非典”过后，校内众多学者也对这种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种种影响及应对措施做了深入的、多角度的思考。

比如，２０世纪末，中国文艺界和美学界，应和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躲避崇高”、“游戏人生”、消解一切崇高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态度的思潮。表现在现实生活中，“非典”来临时部分国人逃离疫区、一些奸商囤积居奇等都是此种思潮的表现。对此，张玉能教授认为，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崇高，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斗争的第一线，正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不需要，而是更加需要这种崇高精神。

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人定胜天”，人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非典”事件，张三夕教授认为：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不能随便打破，人的认知能力、对灾难的承受能力以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龚胜生教授则从地球伦理学的高度提出了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伦理学的范畴，要求人类也承认大自然或生态系统拥有存在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并承担起对大自然的道义和责任。

农民工在我国长期是一个数量庞大而特殊的群体。面对“非典”的攻击，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犹如惊弓之鸟，竞相逃散，充分暴露了农民工缺乏组织性和体制性保护的现状。对此，徐勇教授大声疾呼，应该平均民权，建构覆盖全民包括农民工的公共保障网络，切实实现公民平等的权利。江立华教授也提出应该对农民工政策进行理性的审视，不管是从人性方面，还是从法律方面，都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关注和关怀，调整农民工政策，废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不合理的抗拒性、歧视性政策，使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这都充分体现了学者们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关注民生的高尚情怀。

在抗击“非典”的前一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媒体处于失语状态，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对“非典”的泛滥有一定的责任。而后一阶段又似乎矫枉过正，走向了“狂语”状态，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引起了群众的恐慌。对此，刘九洲教授认为，在信息传播理念的构建中应该融入全球意识、责任意识和生命意识，关键是要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以人性化的信息传播去引导人们去恶向善，用传播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方式去塑造我们民族当代的人格精神。姚锐敏副教授也提出，必须健全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现从无限保密到无限公开、从指令公开到法定公开、从事后公开到及时公开，从无责任公开到有责任公开，从无救济公开到有救济公开的转变。

由于“非典”无特效治疗方法，加之谣言四起，人们陷入对“非典”的过度恐慌，如何摆正心态，以平和的心态应对诸如“非典”等灾难？佐斌教授评价和总结了“非典”时期个体的心理行为反应、集群心理与行为、传言心理、灾难的社会心理等问题，探讨了灾难时期的心理危机及其社会心理援助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江光荣教授及其同仁在“非典”期间还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为在非常时期探讨用心理热线提供心理援助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另外，陈雪玲讲师也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非典”疫情下的民众恐慌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民众积极应对“非典”的心理应对策略。

“非典”期间，毋庸讳言，我国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暴露出了社会机制、法律等许多问题，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针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丁毅华教授认为，应当建立社会安全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各种灾害的侵袭和突发事件的冲击。石先钰副教授认为应当加强立法，提高法律责任意识，强化“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的义务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谌虹副教授认为应该加快社会救助立法和实现城乡社会医疗救助一体化。丁悦讲师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姚伟钧教授以武汉餐饮协会为例，分析了在突发事件中中介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促进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的功能。肖殿荒副教授及其学生针对突发性需求导致的商品价格特殊行为的危害性及形成机理，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王学东、周涛二位则对“非典”期间电子商务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了一些对策。“非典”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此，石丹林副教授、欧阳姝经济师、严丹红副教授作了理性、客观、全面的分析，他们认为，“非典”事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局部的、短期的，对中国经济总体的影响不可夸大。同时，“非典”时间对中国社会变革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和他们所表现出的学术热情足以反映出人社会科学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也对我们最终战胜“非典”，战胜诸如此类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增添了信心。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为一本抗击“非典”的书所做的批示说的一样：“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 ，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我们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着祖国在灾难之后更加坚定的前进，这也正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