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文章，在古代被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著书立说可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人”。一个学者要将才华发挥出来，方能体现其人生的价值。而要将自己的学问展现出来，变成学术声望，主要的途径便是将思想、见解形诸文字，以论著的形式流布。在当今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使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也不宜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真正要使著作广为人知，传之久远，还非得有出版社的依托不可。

就像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一般都有刻书的功能一样，现代中外高水平大学通常都设有出版社。而一个好的出版社，关键是要有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而要注重特色品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考试研究著作方面，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具有颇大的影响。

因为研究科举学，我似乎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特别的缘分，不仅于2002年由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考试发展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2005年8月又出版了《科举学导论》一书。作为个人专著，《科举学导论》是我走上学术道路以来已完成的10本著作中用力最深、最有分量者，或许也是将来影响最为久远者。华中师大出版社颇为抬爱，约请撰写该书，这是促使我于科举百年祭前夕完成该书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催促和审校该书，他们倾注了许多心力。为了一本学术著作如此偏劳，这在当今出版界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责任编辑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中，我看出华中师大出版社高效和水准。与《科举学导论》相配套，华中师大出版社还出版了我指导的两本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科举学著作，即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由于合作相当愉快，因此双方都很愿意长期交往。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若作者与出版社能够良性互动，必能使两者皆声名远播。在当今中国，出版社的敦促鞭策往往是学者写作的一大动力，我出的书也多数是受出版社约稿的推动而完成的。就文科学者而言，承接出版社的约稿有时比承担一个课题还管用。有的课题经费不多，做完之后便束之高阁，成果没有面世，社会效益便减却许多。而出版社的约稿往往是订有合同的，不能过于拖拉，加上是有订单后再生产，投入必有产出，动力自然较足。因此在繁荣中国学术方面，出版社功莫大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如一株经历二十年成长的丹桂，洋溢着浓郁的芬芳。只要耕耘得当，精心养护，更会香飘四海，嘉惠学林。作为一名外地作者，我的印象与感受是：桂子山上，尽是书香；瞻彼华中，心驰神往。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