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清廷发布上谕，“停止”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年9月2日是中国科举制百年祭日，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了众多论文，出版部门出版了一批科举研究著作，在科举学研究重镇的厦门大学召开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科举研究高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为襄盛举，今年推出了三部科举学研究专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的《科举学导论》即为其中之一。刘著49万余字，分18章，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炉，系统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为科举学的建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炼。该书视野开阔、体大思精、立论坚实、考辨缜密，称其为科举学扛鼎之作或奠基之作为非谥美之词。

科举研究能不能称“学”，这是刘著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刘海峰是现代科举学的最早倡导者。他于1992年撰写《科举学刍议》一文，在当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研讨会上作了发言，首次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1994年又发表《科举学发凡》一文。在此后的10年间撰写有关科举学专著10部（含合著）、论文30余篇，并组织其他学者和博士生撰写科举学笔谈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共鸣。由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特性，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传统，往往将重要的、研究得很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敦煌学、甲骨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或专门学问。科举研究能不能成“学”？刘著从特殊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公认的专门术语、科学的研究方法、代表性著作以及代表性人物诸条件对科举学研究的学科性质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科举成为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社会、文化各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也还有深刻的影响。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精英分子的养成、意思形态的教化、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正因为科举制地位重要且影响巨大，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十分重视研究科举制，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科举研究空前繁盛，仅专门著作就有一百余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在科举制影响所及的东亚国家日本、韩国、越南和一些欧美国家，也有不少人研究科举，产生了《科举》、《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韩国的科举制度》、《高丽科举制度史研究》、《越南科举与乡试》和《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等一批颇有学术分量的科举学著作。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不称《学》就无法囊拓科举研究的各个方面，难以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不称“学”就不足以发掘科举研究之底蕴，难以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向深入。科举研究中还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也是各学科独立研究难以顾及的，可以说是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加强理论思维和扩展视野，方能涵盖和包容。所以说，科举学成“学”是义立而后名至，实至而后名归，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而非乱贴标签，任意生造。

科举研究能不能成“学”，理论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刘著第一、二章对科举学的涵义、性质、内容、范畴、特点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为这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专学打造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作者认为，将科举学作为一门研究科举的学问，虽然迟至1992年才正式提出，但“科举学”一词并非现代人生造，而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大量文献资源表明，在古代，近似“科举学”的含义而且用得更多的词语还有“科举业”、“举事业”、“举业”、“科举之业”。但古代的科举学与今天的科举学含义有所不同，简言之，前者是指备考科举之学，后者是指研究科举之学。为了说明科举学内涵的演变，刘著将科举学与当今学术界公认的一些专学进行了比较，认为科举学内涵的演变发展类似“红学”、“微学”与“文选学”等概念古今含义的变迁。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科举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科举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日见显现，科举学中的“学”究竟是代表“学科”还是“专学”的内涵，成为科举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刘著辨析了学术界中“学科派”和“专学派”的观点后提出，由于“中国语言文字中‘学科’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严格说来，科举学只是一门专学或学问，但就广义的‘学科’而言，为了便于表达和叙述，科举学有时也可以称为学科”。作者的上述见解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刘著在论述科举学的特点时，强调了它的强烈的现实性，认为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考试选才制度，科举虽已废止，但其“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选拨人才”的基本精神，却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展。无论是流行于世界的现代文言考试，还是我国实行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和自学考试制度，其历史渊源、基本原则、功能影响，甚至现实考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科举考试有一定的联系。刘著认为，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做到了真正平等，但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标榜了公开竞争原则。科举制的废除不是大规模选拨性考试的终结，而是现代文官考试和新的高等教育考试的起点。所以说，科举学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著主张，科举学研究应有更大的格局，树立一种“大科举观”，其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应有更大的突破。作者提出，从科举的内外部关系来看，科举学可分为内学和外学两大范畴：内学或内部研究是对科举制度活动本身的研究，外学或外部研究是对与科举相关的外部环境的联系和影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科举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科举制的起源、发展、衰亡的历史与规律，贡院的规制与管理，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形式、方法，科举作弊手段与防弊措施，科场案，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文化，科举社会，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研究科举的东传与西渐，科举制的千秋功过与经验教训等。刘著用316章篇幅对科举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从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倡导的“大科举观”就是不仅要研究科举制度，还有研究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不仅要考虑到中国的科举，而且要将研究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和近代欧美国家；不仅应从历史学的视角，而且应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科举。面对一种新的科举学视界，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和思考科举，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以“大科举观”来审察科举，要求研究者能够融会古今，并力求做到“学”贯东西。作者还提出，科举学研究范围的时间跨度为公元605年至1905年，还可延伸上自广义的科举的起始年代西汉，甚至上溯到西周的考选，下至民国时借鉴科举实行的文官高普考；空间范围则由科举影响广泛本身所决定，它也包括东亚和欧美国家。

在探讨科举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这一开创性工作中，刘著对一些重要的科举史实也作了大量的续密而细致的考订。对科举制度起源的探究就体现了作者这种明察精微的考证功底。科举制的起源是科举学最大的热点和公案之一，也是每一本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教育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著作都要涉及的问题。对此重要问题众多论著各抒己见，聚讼纷纭，令人眼花缭乱。刘著从考察“科举”一词的用法入手，辨析其内涵和处延在历史上动态变迁的过程，认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其内涵就有所不同。如以发展变动时期或成熟完善时期的科举制度标准来看待发轫时期的科举，以宋代“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标准来看唐代，以明清定型后科举标准来看宋代，都可以说前代科举尚未完全具备科举制的特征。正因为标准不同，才导致今人在论及科举起源时歧义迭出，始汉说、始南北朝说、始隋说、始唐说、兼顾始汉始隋说等说法各持己见，莫衷一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刘著提出，科举制起源的标准只能是进士科的创立。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而唐代进士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的所有情况。因此，作者认为，真正具有标态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作者的考辨追本溯源、续密细致、折衷至当，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有很强说服力的。

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内容广博、仓罗宏富，涉及的时间漫长、地域广阔、人物众多、事件繁杂，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详细地占有这些资料是研究科举学的基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本书作者在资料的爬罗、发掘、占有、去取上花了很大功夫，从所引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他不仅系统翻阅了各朝史书、政书，广泛采集了散见于有关方志、文集、传记、笔记、丛书、类书、谱牒、碑刻、小说、戏曲、诗词上的资料，还大量引用了今人论著，外国人的著述，取精用宏、条分缕析，对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形成了令人折服的结论。通观《科举学导论》全书，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考察，处处体现了作者这种独立不惑、严谨术实的学术旨趣，每一问题的提出和论证，无不从材料的梳理和精审的考辨中来，精辟之论，创新之说，在书中比比皆是，为学术界对科举学的深入研究、为科举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