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青先生写的《季羡林画传》，有幸审稿，先读为快。读罢书稿，思之良久。传主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奋斗，惊人的业绩，治学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可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这就需要不断发掘。作者做了初步的工作，可意义重大。

一、耐得清贫与寂寞

季先生赴德留学前，已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已实现了他的人生第一目标。他求学时一心只想努力学成，找一份工作，赚钱养家，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不幸，在他大学求学时老母去世，可还有一位供他读书的叔父，同样要尽孝道，以报教养之恩。刚刚实现第一目标时，他考虑的是第二目标，出国留学，学成报效国家。上世纪３０年代赴德留学，可没有现在这么优越的条件。当时赴德留学就意味着无钱养家，自己要过艰苦的生活，且不安全。当时的德国在法西斯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

季先生的第一人生目标是家，第二目标是国，可见他的精神在不断升华。一个人要耐得住暂时的清贫与寂寞是不容易的，而要长期安之若素就更非易事了。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他选梵文作为主课。教授梵文的是一位研究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上课时却只有季先生一人听课。在季先生之后，又来了两位学梵文的学生，但他们都未学成，可见梵文学习之难，又可据此推测，梵文人才之稀缺。季先生选学梵文，应该说是知难而上。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也由于他极高的天赋，终于学成，也终于成为东方学鸿儒。

二、鸿篇巨制看门人

季先生翻译的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称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印度文学及南亚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

据精校本的编校统计，《罗摩衍那》共有２０００多种手写本，５０多种梵文注释，可见梵文原本的《罗摩衍那》影响之深广。《罗摩衍那》的影响不只限于印度，很早就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形成多种译本。季先生认为，从《罗摩衍那》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及其文化价值而言是值得译成中文的。

翻译《罗摩衍那》是项浩大的工程，它的精校本约二万颂，每颂译为四行，就是八万多诗行。此时，季先生的正式工作是看门，这当然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足为奇。他不能把书带到门房去，因为那样人家会说他不安心“本职”工作。而３００多万字的《罗摩衍那》光用晚上的时间也不够。如是就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即用晚上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将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白天上班时再将散文改成押韵且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具体做法是先将译文写在纸片上，放在口袋里，利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拿出纸片，将散文改成诗文。一项浩大的翻译工程就在这门房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当时谁也不知道季先生除了看门外还在做着别的事情。因为人们看到的这位一级教授实在有些木纳，对周围的人和事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应。

皇天不负有心人，“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与季先生联系出版《罗摩衍那》中文译本。１９８０年终于大功告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８大本汉译《罗摩衍那》有何重要意义呢？

１９８６年季先生访问日本时，在一次演讲会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说：“世界名著《罗摩衍那》外文译本完整的，在过去一百多年内只有英文，汉文译本是第二个全译本，有重要意义。”现在虽然各种文字的译本不少，但全译本只有英、汉两家。这样一项浩大而有深远意义的翻译工程竟然是一位身处逆境的看门人完成的，真是不可思议。它留给人们的除了感叹，还有不尽的思考。

三、硕果成于五更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也随之到来。季先生感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好像刚刚开始，下决心要把以前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从８０年代开始，进入了他的学术黄金时期。

季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学术文章发现和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的变化特点，为判定佛教经典的时间、地点、传布及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季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极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他纠正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

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季先生用中、英文发表的十余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从而结束了中国没有吐火罗文研究的历史。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完成了两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一是主持了《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二是出版了《糖史》，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间以糖为媒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如何相互交流、相互吸纳的科学史画卷。

在东方文化研究方面，季先生作出了“２１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的预言，作出了“２１世纪：东方文化时代”的综合性论断，为了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和研究东方文化，季先生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这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季先生首倡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并担任了比较文学学会的名誉会长，从而推动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他提倡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并提出中国学派要以我为主，决定“拿来”或“扬弃”；要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轨道，以纠正欧洲中心论的偏颇。

从上述列举的各项研究中可看出，季先生是一位在多学科领域都有建树的学者。就我们所知道的大家中，像他这样同时在众多学科的研究领域都有高深造诣的似不多见。人们不禁要问，就算季先生学识渊博，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完成这些研究呢？《画传》回答了这个问题。季先生一直担任许多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因此他白天要忙于教学，要及时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一些社会活动，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只能放在晚上和早上。晚上的时间也不一定都能用上，只有早上的时间最可靠。从四时到六时之间，那是不会有任何干扰的，而且此时工作效率极高。即使步入耄耋之年，他仍坚持四时起床，伏案工作。一年３６５天，天天如此，即使是在外面开会也不例外。１９９２年做完眼疾手术就参加一个会议，他仍坚持四时起床，照常工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他的回答是：“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日日如此，日久成习惯，这当然是人间最好的习惯。

季先生在学界受到普遍推崇，不完全是因其为学，也因其为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季先生学术造诣之高深，人品之高尚，堪称一代宗师，为学人之楷模。

作者写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精神风貌，人格魅力，对读者具有教育作用，对后学具有指引道路的作用，这就是本书出版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