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华教授的文学评论集《当代文学审鉴卮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卮言》）按小说创作、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戏剧文学等分辑，分别对当代文学中不同体裁的文学经典进行了赏鉴与评析，是文学爱好者提升艺术鉴赏力的好读本。
综观全书，我以为《卮言》体现了黄教授在文学评论上独到的价值取向。以第一辑关于小说创作中的《“十七年”小说创作略论》为例，近年文学评论有种倾向值得人们加以关注。有人完全否定建国初十七年的小说，认为那时的小说只有“负面的价值”，它宣传的思想是“乌托邦”，并且使人“变得愚蠢”云云，对于一代小说作这样的整体性否定评价，无异于重新制造一个“空白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反映了有些评论者在价值取向方面的混乱和偏差。鉴于此，黄教授在《“十七年”小说创作略论》中旗帜鲜明地认为“十七年的小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家队伍发展壮大，短篇小说有佳绩，长篇小说获丰收”，并以翔实的资料细致地分析了“十七年”期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同时，他也中肯地指出了政治失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些作品艺术质量不高，人物形象缺乏血肉等问题。此番见解深获我心，对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今天我们重新做历史的审视与评价，无疑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它作具体的分析，既看到它超越于前人的成绩，也不忽视它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而不应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品，作家在作品中如果生动地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即使政治倾向有错误，也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分析，在指出他们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方面的错误与局限的同时，又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他们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为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分析的科学评价提供了典范。在第一辑中，黄教授基于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部分当代作家的小说作了公允的评价。如：在《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中，他既肯定了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独特的艺术特色，又指出了他“后期的创作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甚至有些停滞”，并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不可多得的< 陈奂生上城>》中，他认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从故事情节、叙事风格和人物刻画三方面分析其艺术特色，入情入理；在《喜读晓苏的新作< 金米>》中，他评价晓苏的《金米》“是一篇浪漫主义小说，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篇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小说”，并独具慧眼地指出小说中的“金米”是“一切不应失去更不应被抛弃的美好而宝贵的东西（物质和精神的）的象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西戎等人小说的艺术特色娓娓道来，以理服人，甚至以情动人，读后令人如沐春风。
《卮言》也体现了黄教授对当代文学走向的深切关怀和不懈探索。在第二辑关于诗歌创作中，作者对于当代诗歌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尤为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现状是很不景气的，正如俗话所说，现在开银行的多过存钱的，写诗的多过读诗的。诗作良莠不齐，诗歌似乎失去了它的形式和韵律，诗与非诗的界限难以划分，人们对诗歌的态度越来越冷淡，诗歌陷入了尴尬的困境。黄教授在《当代中国诗歌向何处去》中认为当今诗歌有“六失”：诗歌生命失血、诗歌传统失落、诗歌形式失范、诗歌语言失音、诗人营养失调、诗歌评论失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教授倡导回归诗歌本体，回归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他认为“新诗的前途决不是死亡，而是创造——创造出富有中华民族诗歌特色的新的生命形式来。新诗决不能以背叛和颠覆传统诗词为代价而求生——那只能是绝路而决非生路，而是要在传统的母体、中华大地的生命血脉灌溉下创造出新的生命来”。这真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作为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诗歌国度，中国当代诗歌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诗歌真的走向衰微，成为历史发展的瓶颈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应该在诗歌创作本身去寻找答案。当代中国的不少诗歌，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这种“四无”诗歌，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但也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美感和审美价值。诗歌创作也必须遵循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丧失了诗美，就丧失了诗歌的魅力，就丧失了诗歌的价值，就丧失了读者，就不能成其为诗歌。在《呼唤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中，黄教授推崇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既然还需用汉语言写新诗，那么，旧诗的艺术规范、格律，就完全应当很好地继承借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诗的艺术规范、新的格律来”。他提倡“我们的青年诗人，实在也应该学一点诗词格律，学习汉语音韵、诗律方面的基本知识，认真学好用好自己的母语，学习古典诗词炼字炼句炼意的功夫”。值得一提的是，黄教授不只是像一般评论者那样面对诗歌评头论足，他还根据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亲身示范创作诗歌。在一些报刊杂志上，他发表了不少琅琅上口颇具意境的佳作，如：“阴晴圆缺我都爱，/离合悲欢皆坦然。/但愿人长久，风月更无边。/既喜相依邀明月，/亦恋千里共婵娟。”（《黄山天海中秋月》）“你年年离去年年回/可你年年都是十八岁/你是永远的少女啊/总是那么婀娜妩媚/总有赏不完的莺歌燕舞/总有看不尽的绿瘦红肥/总是令人那么目眩神迷/总是那么令人心醉……”（《献给你一枝我心中的红玫瑰》）等，这些诗歌作为他不懈探索过程中的一个个脚印，都明显的带有他所一贯倡导的“回归”特色。
《卮言》还体现了黄教授对文学评论语言的深刻认识和难能可贵的职业素养。当前的文学评论文章，往往以一种晦涩高深的或者说相当专业的语言捍卫着理论的尊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理论成为理论，才能够从文学的语言中独立出来，但这其实也越来越体现出与文学语言的距离。第三辑关于散文创作中收录了黄教授对巴金、丰子恺、吴伯箫、杨朔、秦牧、刘白羽、丁玲、萧乾、杨绛、孙犁等人的散文作品的评论，有的单看标题就令人感到亲切，如《细说漫忆的曹靖华散文》《吴伯箫对延安岁月的赞歌》《不同凡响的< 哥德巴赫猜想>》等，读这些评论我们看不到故作高深的说教，看不到艰深晦涩的专业术语，评论的本身就像文学作品，或者说就是文学作品。第四辑关于戏剧文学的评论，则更像一个睿智的长者与读者促膝谈心，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也许有人会怀疑：以这样的语言写出来的评论文章到底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我想，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和文学有关的学术是为了离文学更近，这个距离可以是思想上的，人文关怀上的，但也同时是形式上的，语言表达上的。文学是人类想象力展现和表达的艺术，而有关它的学科却在干巴巴的语言中消蚀它的想象，得与失，立见分晓。黄教授的文学评论除语言通俗晓畅富有文学性外，在评论中他还力求客观公正，不感情用事，不好一家之言，（这对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就难能可贵）。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好的地方多就多说，差的地方多也多说。不惟名人，只遵从作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当下的许多评论家缺少的正是这个。
总而言之，这本评论集是黄教授在文学评论方面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毫无疑问，它体现了黄教授深厚的学养和功力。作者虽将此书自谦为“卮言”，但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作者深谙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之道。黄教授在夕阳之年仍在学界和文坛孜孜以求，更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晓嘉、封面设计罗明波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广大读者献上的这道精神大餐。黄教授曾在《文学教育》2006第10期发表了一首诗歌《新月亮，我为你而狂》，其中有这么几句：“谁言七十二？我当二十七。/鬓全霜，又何妨？/自有青春热血涌胸膛。/夕阳正灿烂，大可搏一场……”我谨以此祝愿黄教授生命和艺术之树长青！佛祖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