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创造者是人，有了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才有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一国一地的历史文化，乃其国其地的民族所创造。其国其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为其国其地的民族性格倾向所决定；其国其地的民族性格倾向，又在相当程度上随其国其地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形成。因此，考察一国一地的文化，不可不研究其民族的历史及性格。着眼于民族性格倾向的形成考察历史文化，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其文化的特性；通过其历史文化的考察而探讨民族性格倾向的形成，可以更为深刻地了解其民族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在汉代融合发展而成并于后世不断壮大的汉族，汉族的主体是在先秦融合发展而成并于汉代继续壮大的华夏族，古往今来，汉族也自称华夏族。学者有识：“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就华夏民族群体来说是双重性格，就华夏成员个体来说是双重人格。其中，一重是主流倾向，另外一重非主流倾向。试举数例……华夏传统以国家统一为民族大义，但时或有人唯割地称王是务；华夏传统以和为贵，但总会有人以斗为乐；华夏传统以民为邦本，但总会有人以民为己奴；华夏传统推崇明君贤臣——亦即喜爱开明专制，但总会有人宁做昏君奸臣——亦即酷好暴虐专制，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华夏传统尊师重道，但在乱世就可能会卑师轻道到出奇的程度（就连一世英主刘邦也曾摘下儒生的儒冠来撒进一泡尿去）；华夏传统标举诚信，但欺诈从来是诚信的忠实伴侣；华夏大众在治世驯顺如牛羊，但在乱世可能凶残如虎狼；诸如此类，毋庸殚述。”那么，华夏民族这样的复合性格倾向从何而来？无疑应该到华夏文明的奠基阶段中去探索。
华夏文明的奠基阶段，泛而言之是夏商周三代，确而论之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诸子百家”如繁星丽天，就是华夏文明完成奠基的信号。当时华夏民族内部分为若干族群，而且各有其国家和文化。其国家原来是半独立的，后来已成为全独立的；其文化虽同属周系，但族群性和地域性的差异灼然可见。既然如此，难道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是这些族群特有的性格倾向的杂拌儿吗？不是！学者明确指出：“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二为秦。”
读史者皆知，依文献记述，楚人和秦人宗同苗分、祖共裔别，有着天然的亲情关系，在西周皆被诸夏视为蛮夷，至春秋中期先后为一时霸主。后及战国中期，楚、秦两国互相依托、长期结盟，都发展成为当时最具统一天下实力的大国。当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时，当楚也有“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之志时，楚、秦便由盟国变为仇敌了，即所谓“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所敌莫如秦，天下大势因而形成“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的局面。秦人深知“楚亡则天下并矣”，乃处心积虑以谋楚、经年不息以攻楚，终于在前223年灭楚。楚国灭亡，天下大定。之后不出两年，江山便一统于秦王朝，海内就归政于秦始皇。然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王朝建立不过15年，楚人陈胜、吴广便揭竿而起，楚人刘邦、项羽就入关灭秦。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即楚人兴建的统一帝国。不言而喻，楚、秦在先秦及秦汉的地位和命运，决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国家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文化之间的较量。楚、秦两国公开的争斗，也即楚、秦文化直接的冲突。楚、秦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反映了楚、秦的族群性差异。而楚、秦的族群性差异，又是在楚、秦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形成和显现的。秦人灭楚立秦，楚人亡秦兴汉，楚、秦文化成为融多元文化为一体的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楚、秦族群也成为融众多族群为一体的汉民族形成的主体并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到了决定作用。因此，探讨楚、秦历史文化的发展并且比较其异同，进而分析楚、秦族群性格的特征和异同，对于洞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演变、内涵、要素、特征等等，对于明晰华夏民族的性格倾向特点及成型原因、优劣长短等等，无疑是意义重大而极有必要的。
自汉代以来，秦、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秦的历史文化，一直是学者阐论的重点。19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日益繁荣、考古资料的大量面世，秦、楚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潮持久不衰，并且大都取得了多层面、全方位、体系化、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不过，其研究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论秦必及楚、言楚必涉秦，却始终未见对秦、楚历史文化做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的成果。进入21世纪，秦、楚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条件相当成熟了，学术研究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需要，都迫切期盼这类论著的产生。刚刚出版的张正明先生遗著《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正是应时而生的这类论著的开山之作。
张正明（1928.12－2006.12）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史家和史学教育家，先秦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专家，楚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于1980年代前主要研究民族史，之后主要研究楚文化，1980年代撰写出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楚文化史》、主编了同领域的第一部通志类著作——《楚文化志》，1990年代出版了《楚史》及主编的《楚学文库》18种等大量相关论著。在引导楚学研究的同时，他就十分关注并且涉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和世界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新世纪初，他便提出楚学研究的重点则应拓展到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且着手进行“秦与楚”的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秦与楚》一书始撰于2004年，至2006年查出患上癌症，他仍坚持日夜撰稿而不肯住院治疗。待书稿最终完成，他才全日住进医院。20余天后，他即因手术医治无效而辞世！不言而喻，本书是他用一生心血和整个生命撰成的，也是他毕生治学心得的结晶。
在《写作缘起》中，他阐明华夏民族的复合性格倾向及楚、秦对之成型起了决定作用的观点后，即特别说明：“对秦与楚，非做从头到尾的比较研究不可。起自传说时代秦、楚先民隐隐约约的踪迹，迄于西汉早期秦、楚族群豁达真诚的和解，分为几个阶段，把秦与楚当做两股交缠的线，一路考察下来。否则，没有条分缕析的解剖，徒托大而化之的论议，岂能无蹈空之嫌？华夏民族的复合性格倾向岂不成为突兀而来的偏好和怪癖了吗？”诚然， 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他在写作《秦与楚》的过程中仍然充分地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他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他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作细致分辨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作条分缕析。基于这样的严谨态度和艰苦研究，他在书中对秦人、楚人的起源及其国家兴衰起伏乃至相互决斗、存亡转化的历史作了系统深刻的全面阐述，对秦、楚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比分析，进而高度地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又进一步精辟地阐发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启示。
笔者整理出版这部遗著，应出版社要求而为之撰有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的临终时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两股交缠的线般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等等，并且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形成的决定作用等等，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等等。本书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统一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这些文字，或许还只是言及其皮毛而未能提示其精髓。
《秦与楚》开篇的末句是“个人固应有自知之明，民族亦应有自知之明”，结尾的最后之语是“个人有自知之明甚不易，民族有自知之明尤不易。往者可鉴，来者可追”。显然，正明先生是指望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对民族历史文化更有自知之明以选择正确发展道路而撰成此书的，是期盼中华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而撰成此书的。细读其遗文，怎不令人肃然起敬？！领悟其精神，又怎不令人蹴然感奋？！。
以上简略评介，仅为笔者寸心感知，难免有偏颇之失。学术为天下公器，争鸣乃繁荣前提。读者细阅本书，自可见仁见智，然而掩卷之余，想必皆会回味再三、深思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