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通史有两个特点：第一，从共时性的角度，通史强调全面性，要求叙述的内容能涵盖某个历史时期所有的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第二，从历时性的角度，通史讲究整体感，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的脉络或贯穿其中的线索。由张舜徽先生撰写的《中华人民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繁体版），正是一部以人民为叙事主线，反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全过程的史学著作。

张先生在《八十自叙》中如此总结：“……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史，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记载，实关系到民族的成败兴衰，必须鼓励人民学习它，精熟它，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张舜徽先生正是以一位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在73岁高龄时厚积薄发，历三载独力撰成凡百余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这部高屋建瓴的巨著，实开写史的体例与内容之先，可谓采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传统的史学研究，不外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几方面入手，以这几条轴线为框架构建体系。按张舜徽先生的说法：“每将几个相近的朝代连在一起讲，将治乱兴衰讲完以后，继之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这样循环往复地讲下去，又继着要看一段争夺相杀，战火连年的记载。知识既无系统，记忆也就很难。”张先生有感于此，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史书编纂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要求而创造出综合体通史编纂新体例。他也由此与陈垣一起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梓教授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中现代总结性史学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我国千余年来的封建史学中，除《史记》以一定篇幅状写了游侠、刺客等社会下层人物，并充分肯定了陈涉及秦末农民起义外，传统的史学只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兴衰史，鲜有为劳动人民立碑作传的，因此无法完整地反映整个社会面貌。即使近人运用新观点编写的各种《通史》，“着重叙述了劳动人民所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歌颂了历代农民起义，但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像这一类的事例很多，不能说不是一种大的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先生在写作《中华人民通史》时特意打破了纪传体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体系，并且消除了章节体以理论肢解史实的弊端，着力于系统阐述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学术思想等发展的全过程，再现其自身演变的完整体系。

张舜徽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人物、发明创造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群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已经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有鉴于此，他着意将《中华人民通史》分为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大部分，依时代顺序，以年月为经，描绘了我国地理环境的变化、政治的兴衰、社会生活的变迁、科技生产的发展、文物制度的兴替、学术文化的源流等。这六个部分纵横交错、上下贯通，从整体上系统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华人民通史》开宗明义就介绍地理环境的变迁，记载了中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其历史变化，民族，水利及建筑工程，六大古都，行政区划和人口，重要城市，交通运输和远古重要文化遗址等。在社会编中，首列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以此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变更的线索，次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腐朽和罪恶、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创造编记叙了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制度编则阐述了土地、赋税、货币、职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刑法等的概况及沿革。学艺编就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十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及学术的伟大成就。人物编则详细记载了政治、军事、英杰、医学、科学、工技、宗教等凡200人的生平事迹、成就与影响。

张舜徽先生尝言，“人类文明史，是无数劳动人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了解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各方面的成就，便无由真正了解劳动人民的历史”，“一切知识的来源，仍然是直接生产者在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正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尊敬，使他在对史实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自创体例，写出了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通史》。

张舜徽先生一生推崇清代扬州学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令，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中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深深关切，恐怕这也正表露了张舜徽先生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只有站在人民的角度，为人民写史，才能创作出如《中华人民通史》这般叙事浅明、通俗易懂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