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是指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母语，在博大精深、生气盎然的汉语世界里，表征或隐喻着共同的精神文化体系。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作为民族文学一部分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越发受到关注，在很多大学，开设了世界华文文学的课程，博士生、硕士生也开始以华文文学为研究的课题，重视华文文学研究的氛围也从南方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学。因此，以史的眼光对其进行整体的梳理和研究也日趋必要，尽管也出现了陈贤茂等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陈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赖伯疆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等论著，但对于跨越阔大时空、汇集众多才俊、集结多元思维的这棵华文文学“大树”来说，还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不同角度和视野、自成体系的教材来装点和充实它，使其“根深叶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江少川、朱文斌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正契合了时代和文学史建构的发展需要。

“华文文学”不是祖国文化的附庸，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心—边缘”、“高—低”、“优—劣”等来比照两者的关系，各自都是一个自足的文化体系，彼此的联系却是不能割裂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既没有割裂她们承载民族文化的血脉，也看到了她们在历史经验中的游移与区别。可以预见，该书在普及和推广中华文化以及展示文化中国方面将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通读全书，其主要研究和撰写特色主要体现在“多元视阈”、“诗性追求”、“思史互见”三方面。

第一，“多元视阈”体现在编写者“通透文化多元特质，拓宽了意义生成空间”的识见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由四编组成(第一编：台湾文学，第二编：香港、澳门文学，第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第四编：欧美澳华文文学)，对于每一地域独特的文学现状和面貌，编者都没有盲视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多元透析了纷繁复杂的时代语境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华文文学现状，选择了恰到好处的论证方法和论述视角，突破了简单的以史为经、依经立论的编写教材的原则。

“选择”是一种自由，同时也是一种限定。在“自由”和“限定”之间存在着张力和裂隙，这恰恰是文学的可生发性和魅力所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看似以地理区域为纲，以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学等)为目，其实在撰写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作家、每一种文学思潮时都渗透了编者独特的文化视野。文化间的交流渗透、激荡过滤、选择和摈弃伴随着文学衍变的始终，华文作家没有漠视这种现象，主体性的高扬和膨胀使得文学体式多样、思潮各异。于是，华文文学的园地里也是各领风骚、热闹非凡。考虑到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特别是“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以多元论证和批评的史家笔法，扩充了文学史的视阈，而其中“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这两种研究方法超越了单文本的细读，将要研究的对象置之于丰富多彩的文本内外的语义场中，将遮蔽了的文本内部、文本间、文本和文化语境的文化要素重新激活起来，获致了文化本体的生成意义，这对于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特征的世界华文文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如在论述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时，该书勾画了澳华文学的四种“类型”图谱：现代文化型作家、现实表现型作家、人文学者型作家、大众通俗型作家。编者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把握住澳华文学受到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诸因素，紧扣这种类似“半路出家”的文化现象，很中肯地概括了每种类型的文化精神本质。又如在阐释由“母国文化”与“移民文化”碰撞而产生的“第三文化”空间时，洞悉到了“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彼此接触，“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互证自明了。再如在表述东南亚华文文学时，撰写者用到“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在文化间交流的“互文”中，打破了文化受限的边界，突破了单一文化现象的狭小空间，弥合了文本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界限，构成了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引证与参照关系。这种意义生成空间的开拓和增值对于一部文学史来说无疑是有价值的。

第二，“诗性追求”体现在编写者“孜孜于探求文化母体的诗性特征，联结了文化的民族认同血脉”的洞见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主体是华人，在他们的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不绝血脉。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源于一个核心概念：“想象的共同体”。文学是想象民族、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创作同样内蕴着对中华民族以及文化传统的现代想象，在共同的母语中，营造着中华民族相通和共同的精神家园。于是，最朴素的“祖国情结”、最真实的“文化记忆”等成为华文文学最具诗意的部分。不管是余光中的“乡愁诗”，还是马华文学的“中国原乡想象”都能震动每一个中华国人的心。

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始终贯穿着这种温情脉脉的文化情缘，不是停留在对知识性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将个案放置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中去烛照。比如在评介白先勇的小说时，编撰者论证了他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赓续中华民族的写实传统，以及古今兼及、中西融会的文学意蕴。由于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在双重文化背景下从事汉语写作，处在中外文化接触的前沿，因而都有异质文化的相遇、冲突、过滤、融合的文化身份问题，因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比较时，作家的文化立场让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呈现驳杂的状况，《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没有简单地用先入为主的理论去规约和分类梳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而是从文本出发，以作家的论述性的史实为依据，重点发掘其主导的文化情怀。而在篇幅与详略上，也主要突出中华民族一贯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人文精神，即使是在先锋性、探索性的文学样式中，编者也并没有忽略其形式选择的内在机制与时代背景。难能可贵的是，该教程对于同时期大陆中国文学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也诗意般地引用过来了，如“五四时代精神”、“启蒙与救亡”等内容成了香港、澳门、台湾等文学生成的重要的参照话语。在对新生代作家或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进行形式诗意研究时，编者也没忘记挖掘形式背后的文化根源，这种撰写文学史的理念透露出一个观念：形式技巧的探索，在不同创作者的艺术意识里，有着不能混淆的动机、意义，形式对文化精神的意义扩充所起到的作用是应重视的，这种亲缘诗性空间所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十几亿华人共同的文学心声。质言之，祖国文化母体分化出来的华文文学在一些本体的文化精神和诗意追求方面与大陆文化共融，这诚如余光中先生在该书的序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要说的故事，正是无数敏感的中华心灵在华山夏水的边缘如何寻找自我，为自我定位，为民族反省，为华文的世界开拓出更宽阔、更生动的空间。”

第三，“思史互见”体现在编者“寓思于史、以史论思，把握了华文文学整体形态走向”的功力上。从历史上看，注重文学的思想性当是我们的传统。“文以载道”中“道”是“文”之存在的理由，所以，“文”之所载之“道”也就成了文学史家们关注的重心。尽管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乏以形式精美见长的诗文，但其一旦进入文学史研究视域，往往就容易以“思想优先”的原则评论之、褒贬之。包括我们的文学教育在内，从中小学的语文课到大学的文学课，教师多从文学的社会背景切入，对“思想主题”的重视程度也始终执着。可以说，“思想优先”的批评原则已经积淀为我们文学研究的惯例和潜意识。以往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和整理也有类似情况。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做到了思想阐发和艺术分析真正地融成了一体，“思想史”和“文学史”合二为一。该书多层次全方位发掘华文文学思想形态的倾向和大量的研究素材，除了参考了已有类似教材的一些成果(该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就有61部之多)外，还能灵活运用现有的理论工具，除必要的校勘考订之外，最主要的是对作品进行“细读”，即通过“细读”调查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并进行审美分析，以此为据所阐发的思想，毫无疑问属于“文学的思想”。文学的思想与非文学的思想尽管有某种交叉或同构，但是，这样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并不是文学学科的“越位”和自我消解，而是它的“本位”和拓展。

黄维樑先生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的序二中写道：“这本《教程》具有文学史的性质，修史者应具章学诚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不在话下。”该书在阐述一些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如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林海音、金庸、李碧华等)时，在“知人论世”的前提下，在史的时空维度里不为已有思想壅塞视听，体现了编写者独立的写作原则和独特的撰史功力。文本形态走向的延伸(时间)都必须依据特定空间阈限的参照系来确定，而每一个空间参照物的转换都必然影响叙述事件的时间航程。书中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在时空范畴的运动形态进行了梳理，相同文体的不同地域的思想、伦理、价值、哲学等方面的要素都有对话性，例如在论述台湾通俗小说与香港、澳门通俗小说间就彼此互留余地，中间也偶有比较，同异互见。按照时间流驶的脉络表呈出了每一个地域重要文体的延承、新变，既把握了思想的“常态”又兼顾了历史的“变状”，通过这些努力，使文学史研究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形态维度、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影响发展维度方面，实现了华文文学的更真实、全面的再现。

概而言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一书，充分体现了以江少川、朱文斌先生为主的撰写团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及对世界华文文学思考方向，读来让人感觉到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博大，领悟到一种思史之道为“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坚，则得之愈真”的深刻。读完全书，也许以前一个个陌生的作家、一个个生疏的作品都能与那些早已谙熟的华文文化一道浸渍和充斥我们的脑海心田，成为灌溉文化绿洲的不息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