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近年渐热。在这个热潮中，在学术界，有专家学者创办国学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探讨国学问题，也有一些大学举办了各种方式的国学班、国学院，在社会上，有年幼少儿读经诵诗，有热心人士开办国学私塾，还有不少社会名流或成功人士慕名而来，花费巨款参加各种“国学班”。在这样纷纭繁杂的国学热潮中，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同仁们认为，有必要对国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想为大学各专业的本科学生开办国学课程，希望由此让大学生了解什么是国学，国学有什么内容，国学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有什么意义，也希望让大学生从中知道一些国学常识，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而不要人云亦云，最终于国学一无所知。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与朋友的大力支持，于是着手编写了这一部《国学基础教程》。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由海内外知名学者张舜徽先生(1911—1992)创办。张先生治学沿用中国固有学术的路数，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无不贯通，不偏于一隅，讲究治学的博大气象，故能一生成就非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敬。张先生治学虽然不用“国学”之名，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历史文献学”之名，但在实际内容上却与中国本来的国学正相符合，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之一的谢贵安教授已有专文论述(《张舜徽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本书的“国学大师及其成就”章也有论述(其中吸收了中华书局陈虎先生在“新浪网”乾元国学圈上论述张先生国学成就文章的内容)。作为先生的弟子，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同仁以及毕业出去的师兄师弟，对于国学的认识也正是受到张先生治学风格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这在本书中都有充分反映。因此，我们所说的“国学”，在它的内涵、外延和本质上都带有自己的特色，并不与时下所说的各种“国学”相同。这一点希望读者理解。

国学，乃是近代西学传入之前中国固有的学术，它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又随着古代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有所变化。只要具有历史发展的观念，就会明白国学本身乃是历史的产物，它只适合于让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阶段。当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而急速发展变化之时，即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后，原有的国学就已渐渐变成了历史之物，尤其是当中国人接受了近现代西学的理论、观念与体系之后，中国人所研究的学术就已经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换言之，本来的国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让位于现代的中国学术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论国学，当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困难。今人在现代教育系统中根本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国学，更不可能系统地受到国学的训练。因此，现代中国人对于国学已经非常陌生，一日忽欲讲论国学，却发现人们根本没有阅读国学书籍的能力了。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今天如欲恢复国学，至少要50年至100年，甚至100年还不够。此非耸人听闻的虚言，而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既然如此，我们为本科生开讲国学，也只能介绍国学的基本常识而已。希望读者明白：一方面，不可能仅仅读此一书即可登堂入室，尽窥国学之精奥。另一方面，现代的教育与学术日趋分化，既有诸多的一级学科，其下又分更多的二级学科，然后还有不同的专业方向等，如此一来，人们在学术上趋于专精，治专门之学尚属易事，而欲掌握其全体则难。而国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诸部相互贯通，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是现代学人了解和研究国学的另一困难所在，当今人们之所以对“国学”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与议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历史既已进步，就不可能倒退。国学作为历史产物，它的不少内容还可以在现代学术框架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也可以作为原始资料加以利用。所以，20世纪初叶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先要进行整理，让现代学人能够读得懂，然后才有可能运用现代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今天讲授国学基本知识，亦可视为“整理国故”的工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编写国学教程，开课讲授之，实乃不可推卸之职责，亦当仁不让之工作。

本书编写人员，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教师为主：刘韶军(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五、六、十一章一部分)，谭汉生、宗丽丽(第二章)，杨昶(第三章)，周国林、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赵庆伟(第四章)，李晓明(第九章)，姚伟钧(第十章)，董恩林(第十一章一部分)，刘固盛、黄淮学院刘玉民(第十三章)，王玉德(第十四章)，许刚(附录)。此外，还有本校历史系赵国华(第六章一部分)，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余和祥(第七章)，武汉大学历史系谢贵安(第八章)。全书由刘韶军统稿、修订。

在一些章节中，采用了中华书局陈虎、华中科技大学段喜春的部分文章。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赵宏先生、张红梅女士的热心协助，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本书又由洪胜非先生、涂耀威博士进行细心审读，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于本书最终定稿有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读者阅读本书如有疑问与建议，欢迎通过电子邮件赐教：bamushan@yahoo.com.cn。

刘韶军

2007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