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这是我们首先要向亲爱的广大读者说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五四时期，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湖北先进青年，认真学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北籍的就有5名。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将国共首次合作推向顶峰，使武汉成为红色的首都。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第六届农讲所，刘少奇在汉口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使湖北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蓬勃发展。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后，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大的三块根据地中，湖北就有两块，诞生了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政要、各界领袖云集江城，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影响全国，引起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关注。陈少敏、李先念等开创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始发湖北，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的气壮山河突围，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1947年夏，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夺取全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可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北地区革命斗争30年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30年来，湖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达70多万，其中收入《湖北英烈传》1-6集县级以上的著名烈士就有299人，其中包括28位中共正副省委书记。与此同时，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湖北走出了久经考验的235名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两位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湖北新民主主革命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在中共湖北省委指导下，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深入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调查研究，编写出了《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初稿。然而，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这一工作中途被打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党史教学研究领域成为重灾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和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湖北省广大中共党史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从编写大事记、研究中共党史专题和党史人物入手，对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辛工作，全省及各市（州）、县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大事记、专题资料、组织史资料及人物资料的征编任务基本完成，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主要有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湖北省民政厅编、何定华主编的《湖北英烈传》（1-6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等。尤其是在199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湖北解放5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开沅 张正明 罗福惠主编、田子渝 黄华文著《湖北通史》（民国卷）。这两本全面反映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著作，是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 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等。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从研究的全面性看。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内容全面丰富，要将这一革命历史过程客观全面地展现出来，绝非是一本专著所能容纳得了的。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等著作，尽管提纲挈领，写得也很不错，但限于篇幅，许多重要内容反映不够，特别是关于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蜻蜓点水，几笔带过，有的缺漏，根本未写。因此，这两本书，作为一般读者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可以的，但对于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及爱好中国近现代史、想更多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就显得不足。因此，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从研究的史料看。近看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使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各种史料不断开放、引进和发掘。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陆续开放了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省市也出版了本地的历史文件汇编。俄罗斯从1993年起，解密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全部引进并译出，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馆藏的三十年前的档案也全部解密。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上述档案资料中涉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部分，编辑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田子渝主编）出版。我们在查阅解放前出版的报纸杂志时，也发现了不少湖北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这些新出版和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
囿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在史料的征引方面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资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用上。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史料，要想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些新的史料，为我们宏观把握和审视湖北新民主革命史，重新编写一套新的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可靠的便利条件。
第三，我们几位同仁，对湖北这块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从事湖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各自都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并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抓住我国发展的大好机遇，趁机把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写出来，就愧对党对我们的培养，愧对湖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我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时不待我，更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尽管市场经济的潮流有着迷人的诱惑，学术急躁以及各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环境还客观存在，但我们义无反顾，选定了这个课题，决心认真做下去，真正为湖北做点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决定深入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我们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科学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1）各卷所述内容，都必须尽量以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依据不充分的不录。（2）研究历史，超越历史，对研究所涉及的人与事，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不虚美，不隐恶”。
第二，坚持湖北特色原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具有很多的共性，这当然是应该注重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各省省情不同，作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主要是依据湖北省情展现湖北新民主革命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尽力发掘和体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特色。
第三，坚持研究的原则。本书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到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有关新的问题，也将直抒己见。目的旨在加强本书的科学性、学术性。
本书分党建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为反映本书的完整性和学术性，我们在总的体例和框架结构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又给予各卷作者相当的自由度，让各位作者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因此有的内容写得比较充实，有的内容写得比较简明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提倡和鼓励作者坚持“双百”方针，努力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必须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因为求实是史学研究之本，惟有求实，才能创新，否则，所谓创新，只能是流于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指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史学创新主要表现在史料创新和理论观点创新两个方面。所谓史料创新，是指作者在自己的论著中，论著要有新史料。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在新史料的引用方面的确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至于理论观点创新，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探索，一是不人云亦云，论著中要有前人没说过的话，是新话；二是对前人讲过的话进行分析，或进一步补充、完善前人所言，或扬弃前人所言，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应该说本书各卷的作者在这方面都尽力了。
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指出：“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 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从来不会自满的，因为他们的航行承远没有尽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更加广泛，更多的新史料必然会出现，史学工作者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将随之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因此，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它今后必将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在本书付梓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要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湖北省政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出版社的朋友以及自己的亲人表示感谢。
以上所述，聊以为序。
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
2007年3月10日
于武昌桂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