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止庵先生《鲁迅与废名》一文（原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后收入《向隅编》一书），深感佩服，惟读至文末一句：“废名晚年思想大变，所著《与青年谈鲁迅》（1957）一书，极少个人见解。”（注：应是《跟青年谈鲁迅》，1956年出版）我乃戚戚于心也。晚年废名的“变与不变”，我不曾如此下断言，甚至对其有所理解以至于部分赞同哩！

我曾在《废名在黄梅》（原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三期，署名梅杰）一文中说：“废名在黄梅是在跑反（俚语，日寇扫荡前离家躲避的意思）、避难中，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体察国情，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教育，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人民立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废名这一时期的乡居生活，是废名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准备阶段……其后，废名相信了共产党，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学者。没有九年黄梅乡居生活，前后废名是接不起来的——又是家乡影响了废名以后的人生道路。”

可是，与止庵先生有相同看法的爱好者、研究者不在少数。何以如此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废名晚年作品不曾集中整理出版；二是抗战时期的废名研究不够。因此，在收录有废名晚年主要作品的《废名讲诗》一书出版以后，我曾请止庵先生关注，得到的答复是：“曾阅其讲诗经一稿，确有精辟之见，但时髦话多有，甚觉遗憾。”其后，止庵先生又在《也谈〈废名讲诗〉的选编》（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第10版）一文之末尾，继续表示对晚年废名的不甚认同，并将这个问题拔高到“中国不止一代知识分子曾经自觉‘改造思想’，以至普遍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却是我们迟早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

对此，我是不能完全接受和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是有多种类型的，有的是原本即接受马列主义的，有些是经过一番改造的，对于废名而言，则可谓接近自觉接受，因为废名在抗战期间已对新四军、共产党有所了解和认同。在1949年前后，废名已经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赞不绝口了，并声称其所著《阿赖耶识论》正合马克思主义之真谛。

现在，张吉兵先生的《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出版了，我又想起这个“戚戚于心”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事关废名，恐怕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如何看待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转变，决不是凭个人感受可以论定的。

在《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中，张吉兵先生细致探讨、分析、认证了废名的德性主体，勾画出废名的心路历程，并从家族生活、社会（教育）生活两大部分讲述废名的德性实践，还对废名的家族及黄梅地方文化教育进行背景式的描绘。后三辑则是研究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及抗战期间废名生活与创作系年。在这一整个德性实践中，“废名”又成功地转变为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了。如果说，由“冯文炳”到30年代的“废名”是一次个人与艺术的蜕变的话，那么由30年代的“废名”到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回归了，而更是一种超越。读完《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我仿佛也明白了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

此书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拈出“德性主体”和“家族主义”做足文章。徘徊于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的废名，经历了多次碰壁之后，毅然走上家族主义之路了，并由此开始全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完成了一次德性主体的成功实践。这期间，废名否定进化论、反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质疑阶级斗争学说，都有其重要的个人意义，深深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不忘反思的精神，这在晚年废名的著作中依然有所体现，只是贴上时代话语的标签而已。了解了抗战时期的废名，简直是踏上通往建国后的废名的一座桥了，只有抱着发展变化的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废名的变与不变，才能真正揭开废名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谜。至于，废名在思想改造中，是否有“矫枉过正”、“跟风趋时”等嫌疑，则又是另一话题了，此处不多言。

《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抗战期间废名研究的空白，同时对于鄂东地方文化教育的研究也大有贡献。此外，废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前后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个案研究价值，倘若回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历程，废名也可以作为一个特殊个案进行考察，而此书不正是为这个工作做了一番准备？

当然，此书之缺憾仍有两处：一是没有将抗战时期废名的著作《阿赖耶识论》进行研究；二是没有将抗战时期的废名对解放后的废名产生的影响设专题进行细致分析，虽然作者已经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十年避难时期废名人格特征的认证，是揭示后期废名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废名晚年可以说在儒家文化中安身立命，其思想中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色彩极其明显，他自觉而自然地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都发生了一次断裂式的突变，而废名则是主动提升自己，努力达到与代表新中国建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相认同、契合。”

《抗战时期废名论》，张吉兵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