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高等学校的持续扩招，大学教材成为了众多出版社纷纷角逐的利好市场。一时间，狼烟四起，争战不休。因为教材的编写者往往就是教材的使用者，合作编撰、自编自销成为了常见的教材出版模式。这样编写出版的教材有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但作者的参差不齐、鱼龙混珠和急功近利，导致了大量低水平教材的重复出版。在大学教材的编写上，作者的水平和层次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没有优秀的作者，就谈不上优秀的教材。事实也一再证明，精品教材源于一流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正是一流作者打造精品教材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古典文献学》2003年3月推出第一版。当年销售1826册，此后每年发行量稳定上升，2004年4770册，2005年5583册，2006年6719册，4年累计近20000册。这个数字并不惊人，但在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必修的主干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非大学教材出版重镇，因此能有这样的市场业绩和社会反响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据不完全统计，使用该教材的高校已经有好几十所，南到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北到黑龙江大学，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有的高校将它列入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书，如西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2006年，该教材被教育部审核批准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经过修订和完善以后的新版《中国古典文献学》2007年初推出后，更加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2007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再创新高。

优秀教材的特色与质量是要靠作者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来保证的。专业人做专业事已是包括教材编写和出版在内的市场铁律。这个专业既包括大的学科领域，也包括具体的学术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编张三夕教授，硕士研究生师从南京大学著名文史专家程千帆先生，博士则是我国当代国学大师、著名文献学家、国内第一个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张舜徽先生的开门弟子。张舜徽先生生前刊行过《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等一大批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著作。他还发起创立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长期担任会长，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辑刊，为推动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三夕教授得其师传，渊源有自，守正出新，在古典文献学教材的编撰中，邀约群贤，殚精竭虑，为我们奉献了一部非常优秀的教材。入门既正，立意且高，这本书的成功的确不是偶然的。

除了主编张三夕教授，其他作者也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几乎全部的作者都是博士生导师，在文献学相关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除了与老师程千帆合作出版了《校雠广义》（含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四巨册，获得过国家图书奖），还刊行过《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等专著。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是一代宋词大家唐圭璋先生的高足，他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学史别具一格，近年还出版了唐宋词史料学方面的论著。东北师范大学的曹书杰教授长期致力于辑佚学的教学和研究，1998年就有《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问世。湖北大学何新文教授长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目录学的选修课，2001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本教材的其他几位作者如王齐洲、高华平、王问靖，也都在古典文学、历史文献研究的相关领域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同时也在高校教学一线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工作。正是这样的“豪华”作者阵容，保证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后来居上，长销不衰。它既是大学的通用教材，其实也可以作为了解国学的入门指导书。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修订完善后的这本精品教材，将会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方面有更加不俗的表现。

最后，还想再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大学教材一定要有精品意识，要精心运作。由《中国古典文献学》我们不禁想到上个世纪60年代推出、常销几十年的《许国璋英语》。这本书销售了四十多年，印数达到数百万套。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流作者的精心编写。该书的主编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它的其他作者如张道真、马元曦、罗长炎等也都是学贯中西的一流专家。担任教材主审的教授是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教授成就斐然。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主编、作者、主审，都不是只挂名的，而是切切实实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我们当今的大学教材编辑与出版迫切需要这种专业精神。

（《中国古典文献学》第2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张三夕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