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明先生辞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秦与楚》，乃是正明先生心血的结晶、睿智的升华和生命的绝唱，堪称运用“二重”、“三重”乃至“多重证据”的资料与方法进行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范式。

上世纪初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这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研究，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中，取得卓荦成就，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二重证据法”并非仅仅停留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资料的单纯印证上，而是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即纸上之材料“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在“地下之新材料”中，倒是存在着新的事物，成为肯定其实或否定其伪的准绳。

现代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凌纯声，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楚辞》时曾说过:“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应用人类学上的新材料，以今证古乃是时代使然的趋势。”(《国殇礼魂与馘首祭枭》)强调了从更高的起点上去寻求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治学途径的学术走向。在迈向21世纪之际，随着学术进步的总趋势，众多学者在一些领域已开始了新的探索，而“三重证据法”的提出及践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三重证据法”即“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类学”资料与方法的运用。张正明先生在区域文化、楚学、楚俗等等研究领域，率先倡导“读书、考古和采风”的三结合，并于1997年“第三届楚俗学术研讨会”上作《楚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的专题演讲，概括了“多重证据”的方法原则:在研究人类文化现象时，要善于综合运用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民俗事象三个方面的论证材料，将三者首先放在特定的时空轴上进行检验、定位，然后再在时间轴或空间轴上(抑或两轴并用)依序予以立体化的运用，使人知其源、明其流、识其变、握其要。先生还身体力行，将此方法原则实施于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而《秦与楚》则发挥到了极致。正明先生渊博大气，治学严谨，这部33余万言的巨制《秦与楚》材料丰富翔实。凡所征引，传世文献《史记》、《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不无精熟，甲骨、金石、简牍文书等运用自如，文物、考古资料左右逢源，民族、民俗、考古类型、古器物等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融会其中。可以说，“多重证据”的方法原则贯穿《秦与楚》全书始终。

《秦与楚》计八章，章章可见文献典籍与文物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相互印证，珠连璧合。譬如第一章据先秦、秦汉典籍所记秦人、楚人族源的不同说法，求证于数以千百计的秦楚墓葬的墓主头向，再辅以图腾、姓氏等文化人类学资料，得出“秦人、楚人俱为双源”的定谳；第二章以民族学资料破译《史记•秦本纪》之“鸟俗”、“鸟身人言”，引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秦人先世的迁徙，以考古所获周原甲骨、秦楚青铜器铭文与典籍配合考订楚子、秦公等史事；第三章讨论“南向的秦墓”与典籍所载秦楚战事的关系；第四章利用湖北潜江龙湾放鹰台1号遗址和汉画像石《孔子问礼于老子》叙述楚学术文化；第五章利用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荆门包山2号楚墓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资料研究秦、楚变法；第六章据金石文字资料《诅楚文》论秦楚政治军事关系，据《鄂君启金节》铭文证楚国对商业的管理，而以江陵天星观2号楚墓随葬品羽人凤鸟、莲花豆“确认了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第七章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与《史记》互为秦灭楚战争的补证，用考古资料对战国晚期的秦、楚两国作实力对比；第八章利用战国中晚期秦楚墓葬头向的考古资料探讨错杂的民族格局……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秦与楚》中通过“多重证据”的方法原则得出的精彩论断或结论不少，下面以书末所主张秦朝“使中华文明大体停滞而局部退化”为例:

对于秦朝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近人颇多美言，其实不然。一“法度”，只是强化了暴虐专制。一“衡石、丈尺”，这是容易做到的，汉朝没有雷厉风行地搞，不也实现了吗？“车同轨”，何必如此？汉朝没有强制实行，但不也没有因为轨距出事吗？“书同文字”，汉朝也没有强制实行，但不也实现了吗？汉隶不比小篆方便得多吗？还有一项相当要紧的却被后人忽略，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即秦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如凤翔高庄四期、五期秦墓，发掘简报说:“……(按:《秦与楚》所引简报具体内容略)说明统一秦实行的半两钱，并不是所谓的‘重如其文’，而是多种多样的。”……

“一刀切”是秦朝首创的立法施政手段，可是，在与民众生计最为攸关的币制上，秦朝偏偏不实行“一刀切”，乃至“半两”良莠不齐，借以盘剥民众。

观点新颖，令人拍案叫绝。

正明先生的《秦与楚》是一部高质量的专著，兹仅就其运用“多重证据”的资料与方法作一评析，其他长处尚不遑顾及，千字之文权作蠡测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