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契丹史略》的时候（1957年—1958年），间或独坐骋思，由契丹民族而其他民族，无论已经消失的和仍然存在的，俱足令人兴叹，忽觉研究民族历史应以认识民族文化为指归。假如只关注朝代的更替、族群的消长、阶级的兴衰、战争的胜负之类，那么，朱熹就可能说对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云：“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同书卷一二八云：“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中华各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是颠覆了多少朝代，融合了多少族群，推翻了多少阶级，打赢了多少战争，而是创造了使普天下全人类受益良多的辉煌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俱有功焉。

怎样去认识民族文化呢？如果只是把一种民族文化的资料汇集起来，去伪存真，以类相从，详为介绍，酌加点评，并且指出与相关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异同，那是不算太难的。可是，如果还要确切地概括出这种民族文化的特异风采，并且从中悟出些哲理来，品出些诗意来，可就殊非易事了。我虽有意试为之，无奈方值“运动”冲击，又要公然受批判，又要悄然做研究，势难两全，以致《契丹史略》只能是遗憾的学术。

此后，我身如飘蓬，到过肃慎的旧居、雕题的故地，惜别学术二十余年。无论在摄氏零下42°的“马架子”里，抑或在摄氏零上42°的工棚里，怪哉，一有空儿便会走神，重拾往岁的感悟，恍若遥夜萤火，明灭不定，聊以自慰、自娱而已。

过了知天命之年，我在写《楚文化史》的时候（1985年—1986年），上述感悟才成为明确的思路了。可是，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我觉得自己最难看准、看全、看透的是楚人的性格倾向，或称心理定势。偶尔似觉心领神会，奋笔直书，可是，事后反思，仍嫌肤浅，例如：“楚人做起事来，往往迸发出炽热的情感，风风火火。……然而，假如把他们看成一伙莽莽撞撞的骄男悍女，那就失之千里了。楚人的性格，像他们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他们写下的历史，他们留下的文物，使身为后人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有筚路蓝缕的苦志，有刻意创新的巧慧，有发扬踔厉的豪气，有谄神媚鬼的痴心，而且，他们有顾曲知音的才情。”这些话儿，是否说准了姑且不论，至少是没有说全、说透。

为了避免坐井观天，在《楚文化史》和《楚史》相继献丑之后，我按庄子所指点的“大知观于远近”，力求考察与楚人并世共存的其他华夏族群的文化，这是横向的；而且不能不瞻前顾后，上越商、周之际，下逾汉、晋之间，这是纵向的。使我惊讶的是，先秦的华夏内部若干族群各自的性格倾向，或大同小异（如韩与魏），或小同大异（如秦与楚），没有两个族群是一模一样的。秦代太短促了，如露亦如电，况且国土的统一与人心的涣散并存，不能形成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汉代真正实现了九州的一统，大体消弭了族群的偏见，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才成型了。

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就华夏民族群体来说是双重性格，就华夏成员个体来说是双重人格。其中，一重是主流倾向，另外一重是非主流倾向。试举数例如下：

华夏传统以国家统一为民族大义，但时或有人唯割地称王是务；

华夏传统以和为贵，但总会有人以斗为乐；

华夏传统以民为邦本，但总会有人以民为己奴;

华夏传统推崇明君贤臣,亦即喜爱开明专制，但总会有人宁做昏君奸臣，亦即酷好暴虐专制，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华夏传统尊师重道，但在乱世就可能会卑师轻道到出奇的程度（就连一世英主刘邦也曾摘下儒生的儒冠来撒进一泡尿去）；

华夏传统标举诚信，但欺诈从来是诚信的忠实伴侣；

华夏大众在治世驯顺如牛羊，但在乱世可能凶残如虎狼；

诸如此类，毋庸殚述。

这样的复合性格倾向从何而来，我想应该到华夏文明的奠基阶段中去探索。

华夏文明的奠基阶段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诸子百家如繁星丽天就是华夏文明奠基的信号。可是，当时的华夏民族内部分为若干族群，它们各有其国家，各有其文化。其国家原来是半独立的，后来已成为全独立的；其文化虽同属周系，但族群性和地域性的差异灼然可见。 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是这些族群特有的性格倾向的杂拌儿吗？不是。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二为秦。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楚与秦由偶尔合作的两极渐变而为互不相容的两极。楚，用兵通常量民力而为；秦，用兵通常疲民力以逞。楚，学术昌明，艺术璀璨，而且，如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所显示的，对学派无门户之见，兼容而并包之；秦，如荀卿所云，“无儒”，亦即没有学术，没有学者。

楚，族群较大，文明较高；秦，族群较小，文明较低。可是，秦人统一中国在前，楚人统一中国在后，依照历史顺序，不该说“楚与秦”，而该说“秦与楚”。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前，《项羽本纪》居中，《高祖本纪》在后。

对秦与楚，非做从头到尾的比较研究不可。起自传说时代秦、楚先民隐隐约约的踪迹，迄于西汉早期秦、楚族群豁达真诚的和解，分为几个阶段，把秦与楚当做两股交缠的线，一路考察下来。否则，没有条分缕析的解剖，徒托大而化之的论议，岂能无蹈空之嫌？华夏民族的复合性格倾向岂不成为突兀而来的偏好和怪癖了吗？

由此，对秦与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连同打打杀杀在内，以至诸多似细实巨的情节，疑者试释之，惑者试解之，当然以作者力所能及为限。

所有研究过秦或楚的学者，无论旧交、新知和缘悭一面者，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就不一一致谢了。

至于先前我研究楚人的历史和文化所发表的意见，凡已觉今是而昨非者，一概舍旧取新，决不自贷。

个人固应有自知之明，民族亦应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