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区域文化史之初，就曾经常拜读大家张正明先生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不久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先生的《秦与楚》一书，它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启迪更多。该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我国有关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史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提高中国历史上区域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是近年来对秦楚文化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是区域文化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一部品位高雅的学术专著。它既拓展了我国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在学术领域有益于启发后进。正如作者所示：“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秦与楚》第114～115页。以下只注页码）；“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第257页）。

《秦与楚》一书，是作者临终时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它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

通读全书，给人以启迪和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其一是对秦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辨明其关键点上之得失。

古往今来，论述秦楚政治历史与文化者，多从其政治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状况或官制的名称、结构等表面现象去进行介绍，应该说，这只是政治文化史研究应做的基本工作和必须了解的基础知识。对于有成效的专业研究来说，应该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之上，在掌握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建立、发展状况和各种政治制度体系的表现的同时，总结出这种社会状况产生的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特点及其规律性的变化和对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作用等，这才算抓住了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实质而不是泛泛的、缺乏创见的介绍的关键。

《秦与楚》一书，正是作者敏锐地看到并抓住了秦楚文化的关键问题，因而在深入、科学的论述中，能够通过人事比对，对秦楚的政治与文化得失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占全书绝大部分的篇幅中，作者简要地考察了秦楚政治文化的建立、发展、变化和兴衰的过程；重点分析了当时政治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原因；详细论述了秦、楚两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状况的不同特点；具体评价了秦楚政治与文化舞台上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客观地总结了秦楚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政治决策、制度等的得失，可以说，有关秦楚政治文化史研究中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

其二是以“求实求是”为原则，开拓独立之学术，自创一家之言。

一般来说，一部优秀的文化史学专著，既要有丰富、扎实的资料，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有足够的理论深度和超凡的新见，善于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提炼出能启迪后学智慧的经验，避免前人失误的教训，经得起得历史与实践的检验。综观《秦与楚》一书，正是这样的一部集作者多年之积累，且颇多创新，而又具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秦楚的政治文化史，其时间跨度上下有数百年之久，其空间范围含有长江南北之广。《秦与楚》一书，就是在这个时空不断变化的广阔范围内，系统地论述了秦楚政治文化的起伏变化，深入地阐明了其兴衰存亡的过程和具体内容。书中既能在着眼于秦楚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据史立论，以明辨其得失，又能不囿旧说，独创一格地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新见，自成一家之言。不仅如此，书中虽新见迭出，独到之处甚多，但无标新立异之嫌，却有求实求是之意，严格地忠于史实，同时又不囿于旧说，力争以准确可靠的历史事实和严密的分析论证为据，推出自己的论断。如秦楚政治文化实力的消长与秦朝统一而又速亡的历史启示等即属此类。作者认为：“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一为秦。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楚与秦由偶尔合作的两极渐变而为互不相容的两极。楚，用兵通常量民力而为；秦，用兵通常疲民力以逞。楚，学术昌明，艺术璀璨，而且，如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所显示的，对学派无门户之见，兼容而并包之；秦，如荀卿所云，‘无儒’，亦即没有学术，没有学者”（第3页）。

其三是“大知观于远近”，科学地处理宏观、中观与微观历史研究的关系。

《秦与楚》一书，在整体研究的过程中，可谓娴熟地运用了把握宏观，重视中观，分析微观的研究方法。所谓把握宏观，是指全面而充分认识所论问题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秦楚政治文化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把握分析具体政治历史问题的史学理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所谓重视中观，就是着重对介于秦楚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史和个别具体政治活动之间的历史事件，亦即非“宏”非“微”或亦“宏”亦“微”的中间状态的历史事件进行合适的相应评述。所谓分析微观，是指对所论政治文化问题具体内容的剖析。一般来说，只有宏观把握，则会失之抽象、笼统；而只有微观分析，则往往又会就事论事，难以使秦楚政治文化史研究达到应有的高层次，同样不能取得透彻、客观的认识效果。二者互补，重视中观，把握宏观指导，进行微观分析，才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正如张先生的夫人所说：“《庄子》有言：‘大知观于远近。’正明治学，即倡导这样的认识和探讨。研究楚文化，他既做微观研究，也做中观和宏观研究；既对楚文化做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又将楚文化视为周代中华文化区乃至古代东方文化区的地域文化而做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第270页）。而《秦与楚》一书，同样在这方面强烈地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从而使该书增色不少。

其四是在文献选择上“竭泽而渔”，在材料运用上旁征博引。

《秦与楚》一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点颇为突出，该书征引文献达近千条，可谓旁征博引，史料丰富，内容相当翔实。就引征资料的广度来说，也颇见作者的功力，这近千条文献出自大约几百种史书和大量的考古资料，作者治学方法之严谨、态度之严肃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作者所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先秦的古籍和近百年的各种相关考古成果，倘若没有长期的积累和研究，是很难做到这种程度的。正如张先生的夫人在书中所说：“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正明在写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充分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他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他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做细致分辨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条分缕析”（第271页）。

此外，《秦与楚》一书，还在全书的体系结构安排、论述条理布局、文字表达方式等方面皆有自己的独具匠心的特色与风格，特别是把秦楚各种重大的与政治文化有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客观、真实、深该地再现了秦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及其得失，可谓观察、借鉴秦楚社会政治文化得失的一面明镜。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有“历史感”，做学问、著书立说，既不能迫于政治压力而把古人贴上现代人的标签，也不能屈从于学术权威而人云亦云。从学术的角度讲，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处理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而《秦与楚》一书，正是客观、真实地再现秦楚历史文化的一部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