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学术论著选》日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桂岳书系之一隆重出版。该书由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亲自编选，选收了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至今的５０余篇文章。文章分五组排列。第一组，重在讨论理论和方法；第二组，主要讨论词类和词；第三组，主要讨论小句和结构；第四组，主要讨论复句和句群；第五组，主要讨论教学和学风。各组文章，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作者总结出来的“小句中枢”理论和“两个三角”方法。正因如此，该书虽然内容繁富，论题各异，但却“形散而神聚”，具有很强的向心性。

邢先生的研究风格是务实，讲实据，求实证。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在他看来，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因此，他把“深化事实的发掘”当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致力于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提炼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比较有趣的是，他的有些论著就是对人们关注的语言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比如，邢先生在《从吕先生不讲过头话说起》这篇短文中曾这么写道：“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在我的心目中，宗师是治学和为人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学术界的人，而吕先生正是这样的人。”针对这个评价，一位先生写信批评邢先生：你的文章讲了过头话，怎么能用“最”字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邢先生经过两年时间的细致考察，撰写了《“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一文，用大量事实说明“最”不仅仅表示顶级的惟一的事物，有时也表示属于顶级范围的多个个体。比如：“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一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孙犁、萧乾、王蒙等等，都曾欣悦地将他们的力作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封底）这篇论文，曾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一次大型国际研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宣讲。读邢先生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按照“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的要求研究和写作，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邢先生的研究特点是严谨，讲方法，求“有我”。他特别重视发挥自己的研究个性，提出了“小句中枢和小句三律”、“句管控”、“句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复句格式对语义关系的反制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著名的“两个三角”（“表里值”小三角和“普方古”大三角）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总结出了两个“三角”的方法论。两个“三角”包括Ａ三角和Ｂ三角。Ａ三角是“表里值”三角，即由“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三者组成的小三角；Ｂ三角是“普方古”三角，即由“普通话”、“方言”、“古代近代汉语”三者组成的大三角。进行具体的语法研究，可以从小三角入手，也可以从大三角入手，还可以把两个“三角”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实际从思路与方向上指出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

从这部论著选可以看到，邢先生在诸多论文中自觉地运用了这种“三角”验证的方法。比如，《说“ＮＰ了”句式》一文，讨论的是这么一个类型的句子：“（ 要注意整洁，）大姑娘了！”文章按照“表里值”小三角的研究思路，既描写这类句子的语表形式，更从语义的角度指出能进入“ＮＰ了”句式的ＮＰ具有推移性，还讨论了这类句子的语用价值。此文已成了为学界所公认的第一次研究汉语名词语义特征的著名论文。又如《“起去”的普方古检视》一文，展开了“普方古”大三角的论证。文中，既有“普”角检视，指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吕梁英雄传》、《三里湾》等等作品中有“起去”；又有“方”角检视，指出从河北、山东到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一直到台中，都有“起去”的说法；还有“古”角检视，指出《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等白话作品和《汉书》、《后汉书》等等文言作品中也有“起去”。文章还结合“小三角”的验证，从话语场境的条件供容、语义关系的句管控、匀整系统的总体趋同等角度讨论问题，从而对于不为一些学者所认同的“起去”一词存在的合理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作为研究方法的这个“器”，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它是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探索而得来的。方法的探索，其难度甚于具体的研究；一旦在方法上获得自觉，它又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因而其意义又高于具体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邢福义学术论著选》的出版价值就不仅仅在于其具体的语法研究，还在于其方法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