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不成气候的。自新时期以来，适应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学术需要，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开始兴盛起来。起初走的路子是“以西释中”，当然也有一些扎扎实实的文献考辨、解读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独特范畴、思想体系等问题，曾展开过普遍的讨论。这标志着学术界走出“以西释中”的模式，开始自觉探索中国古代美学自身独特的范畴、性质和体系。其间，关于何为核心范畴，有无体系，体系如何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回过头去看，真正留下来的学术精粹，并不太多。我觉得个中的原因，是理论叫嚣的热情太高，艰苦执着的探索太少。
学术研究中，提出一种空洞的理论见解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够获得实际研究的支持，贯彻到实际研究中去。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是“意境”，那么，能否用“意境”为核心范畴去构筑中国古文论体系呢？真正这么去作，大约是有困难的。到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成功著述。所以，与空喊口号的学者相比，那种踏踏实实地把某种理论见解贯彻到底的实践型的学者，更令人钦佩。先前，读到复旦大学语文所撰著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就是在古文论体系研究上扎实探索的实践型著述。现在，我又很高兴读到了陈竹、曾祖荫教授的宏著《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在古代美学体系研究上扎实探索的实践型著述。陈竹教授，曾对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明清戏剧学做过深入的研究；曾祖荫教授的《中国佛教与美学》是上世纪佛教美学研究的奠基作之一。两教授，博识宏通，渊默沉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中国古代美学体系问题，终于奉献出这部煌煌巨著，读来富有启发，令人高兴。
人文学术研究，通常来说，包括文献考辨、义理阐发和价值评判三个层面。文献考辨要立足于翔实的材料，它追求的是复现客观事实；价值评判主要依据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对文本进行意义评价，是带有较大主观随意性的。而义理阐发，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是阐释者的思想预受图式与阐释对象之间相互磨合的过程。既不能脱离文本天马行空；也不能受制于文本，死于句下。它要求研究者入乎其内，深刻洞悉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关系；又出乎其外，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对象作理论阐释和意义生发。前者是“学”，后者是“识”。研究古代美学体系，就属于这种义理阐发。它对研究者的“学”和“识”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且我觉得“识”尤为重要。我们常说，没有对现代人类文化作深刻的认识与思考，就别去谈古代，谈了也不真，就是强调“识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学术流行着“考据至上”的观念，非考据不足以言学问。这种观念之所以流行，自有它的现实背景和意义，但是其消极后果是放逐了精神，消蔫了思想。已有学者对人文学术的这种精神萎靡提出了批评，所以最近又活跃起“文学精神”“美学精神”的研究。而在九十年代“精神萎靡”的学术氛围里，陈、曾两先生却蜗居一寓，在研寻古代美学的“道”与“艺”，对中国传统美学作形上思考。这是学者的勇气，也是学者的识力。我想，他们在艰苦研寻的同时也领略了探索的兴味，获得了思想的馈赠。现在，当我们重新捡起“文学精神”、“艺术精神”的话题时，手头的这部《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可以给读者指明一条通往古代艺术美学世界的道路。
范畴是古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形态。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就其自身来说具有绵延性特征，同一个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意义在不断丰富，不断变化；而各个范畴之间则具有序列性特征，相互联系，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展现各个时代的思想精神和理论观念。而且古代美学范围极广，时间长达数千年的绵亘，门类广，包括诗文、小说、戏曲，书法、绘画、雕刻、建筑、园林等等，对此，用某一、两个范畴或命题是无法统而贯之的。本书为中国古代美学的“范畴体系”，即以最小的理论元素——范畴为切入点，以此构筑古代美学体系的网络；并将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推进划分为“文理论”、“文性论”、“文气论”、“文意论”、“文韵论”、“文情论”等不同时期，这种处理方法既注意到古代美学范畴的绵延性、序列性特征，又贴切古代美学体系的历时性演进。这种研究思路，与对象的内在特征是相适应的。
“原道”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过去曾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艺术体系的核心是“原道”。但是，如果仅仅看先秦至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或者延续至中唐韩愈的“原道”论，这样说还勉强可以。事实上，自唐代以后，特别是宋、元、明、清的文艺美学，远远非“原道”二字所能涵盖的。那么，如何处理“道”与后代发展起来的艺术范畴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一书把“道”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终极理念的元范畴，后世的艺术范畴发展史，是以元范畴“道”为逻辑起点和思辨核心的审美心理发展的历史流程。贯穿全书的最基本的理路是探究古代美学史中形而上之“道”向形而下之“艺”的转化。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对道内涵的理解亦有不同，先秦为“理”，秦汉为“性”、魏晋为“气”、唐代为“意”、宋元为“韵”、明清为“情”等，这种高度凝练式的概括，基本上把握了中国古代艺术思潮的主流观念,这“理”、“性”、“气”、“意”、“韵”、“情”等为二级范畴，它们既是“道”在各时代内化为艺术主体的审美心理，体现为时代主流的审美心理，又通过主体审美心理的外化而成为各个时期艺术审美现象的基本特征。各时期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现象表现为理论形态即具体的艺术范畴如感兴、神思、情采、风骨、滋味等，属于三级范畴。著者对三级范畴，还根据它们的意指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意动层范畴是指揭示主体审美心理状态的范畴，形态层范畴是概括艺术品形态构成、美学特征的范畴，价值层范畴是说明艺术品所隐含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功能的范畴。通过这样三级范畴的层层转化，以及客观世界、艺术主体、艺术作品的内外转化，本书梳理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美学思想的主潮，从而构筑古代艺术的范畴体系。著者对三级体系的划分，及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述，表现出较强的思辨性。过去的范畴研究，一般注重对范畴的发生、发展、演变作历时性梳理，缺少把范畴放到它同时所在的理论统序中作共时性研究。本书则注重在“文理论”、“文性论”、“文气论”等一个个审美主潮中阐述其中的各个艺术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的理论结构中阐释艺术范畴的内涵和意义，这种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对此后的范畴研究或许有一些启发。同时，著者还注意到每次审美主潮的变换对前代范畴的继承、制约、改造、规范、融纳、革新，实际上是兼顾历时性地梳理范畴的演变史。而在论述审美主潮的形成与转变时，则联系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变化来论述，如论述魏晋玄学、唐代佛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对艺术审美思潮的推动，都是显得视野开阔，气度恢弘、立论坚实、运思缜密。
中国古代审美艺术思潮的发展，与西方思潮迭变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西方一浪赶一浪式的审美思潮变迁，在中国古代很少发生。中国古代审美艺术思潮往往是在延续传统中融入新机，传统与新变、保守和激进相互渗透、相互交错和影响。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源于儒、释、道而形成的各种审美艺术观念是多元并存的，不过是此消彼长，彼此起伏，决不是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而独占鳌头。因此，在把握古代艺术观念的主潮时，不能像西方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那样作思潮替代式处理，而要注意到新的思潮汩涌出来时，还有旧的思潮在回流，还有漩涡，还有支流，简单的说就是克服思潮研究的线形思维模式。我觉得陈、曾二先生的《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对此是有警觉的。他们在论述各个时期的美学主潮时，对体系内不同观念的对立和矛盾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如在阐述宋元文韵论时，剖析了宋代理学家的文论，阐述明清文情论时，还仔细分辨了“物－心”的感物模式与“心－物”的性灵模式的相互对立、影响和转化，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到古代美学理论思潮的多元性、复杂性，较为深刻地把握古代美学体系内部协调与对抗等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
读罢全书后，也有个别未能惬心之处。可能是因为我一时还不能领悟二先生的匠心所在。不过，正可以借这个机会，请老先生解我疑窦。
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因此，对历史概括得越整饬，可能离历史原貌越远。任何化繁为简的提炼，都避免不了“简约化”所带来的缺憾。当然，我们无法复原历史，所有的历史学者都在“提炼”历史。我们判断历史学，只能根据其所提炼之本身来考察它的圆融性、深刻度。陈、曾二先生的三级范畴体系，正是该著的创新之所在，是此书给当代的美学史研究提供的新思想。总体上是较为通达，有说服力的。不过我觉得个别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如“魏晋文气论”部分认为文气论的价值层范畴是“滋味”。我觉得不论从诗文还是从绘画的角度说，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更多的还是追求“穷形尽相”“极貌写物”。虽然有人如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滋味”，但是“滋味”在当时算不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更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论的范畴。又，“唐代文意论”部分认为文意论的价值层范畴是“明道”，这也值得深究下去。我觉得终唐之世，“明道”观念应该是最为薄弱的。整个初盛唐没有人谈“明道”；中唐以降韩愈等提出“明道”，而事实上韩愈“明道”观在中晚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韩愈的影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唐代的美学是激情昂扬而不乏韵致，风骨俊键而不失婉媚，本书所谓“意象”、“意境”、“兴寄”、“骨气”等范畴都恰当地概括出唐代美学的这个特点。而“明道”范畴与唐代美学的整体风貌是不谐调的。更难得说是唐代文意论的价值层范畴。另外，“明清的文情论”部分（p.567-574）阐述清代考据学“独有的思想方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却是大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下文在论述这三个方面时，大量罗列袁枚“性灵”说，给人的感觉是袁枚是考据学专家，是考据学的思想方式促使他重新提出“性灵”说。其实正相反，袁枚对清代考据学是深致不满的。袁枚的“性灵”说的产生，应该有它独特的原因，跟考据学没有多少正面的关系。这里提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关于“理”、“性”、“情”、“欲”的阐发，都是很恰当的。而袁枚的情况与戴震是有质的区别，不宜混在一起谈。当然，这些都只是后学的管见斑窥，不值一哂。
（作者：周兴陆，1971年生，安徽合肥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文系 副教授。邮编：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