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社首任总编辑陶军教授离开我们28年了，作为陶军同志的老部下，回忆陶老创建出版社的初衷和艰辛，令人感慨万千又十分敬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获得极大的精神解放，我校老中青三代教师无不摩拳擦掌，甩开膀子大干。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校教师突破思想禁锢，新教材、新科研成果频出，但都是打印稿或手抄稿，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不利于我校的学术影响和传播，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的一个瓶颈。早在1981年，陶军同志就提出办校出版社的建议，但个别校领导以当前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由，说“办什么出版社”，把建议压了下去。据说，陶副院长因此气得在办公室晕倒(陶老当时就患有心脏病而不自知)。此后不久，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已先后申报建立了校出版社。

1983年9月，陶军同志刚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副代表”职务离任，回校继续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高瞻远瞩，再次提议成立学校出版社，解决广大教师出书难的现实问题。陶副院长立马开展调研，召集教务处、科研处等职能部门和部分教师代表座谈，听取意见。陶军同志从学校教学、科研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谈到我校良好的师资队伍和近年的科研成绩，展望华师的美好前景；并介绍国外大学建立出版社对学校的贡献，激情满怀，侃侃而谈。最让我难忘的一句是：“历史的重担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几次座谈后，大家一致同意陶副院长的意见，向国家教委写申请报告。陶老把起草报告的任务交给我，我迅速写完后呈陶军同志修改并交给校领导审处，谁知个别领导又把报告束之高阁，拖了一年之久。1984年，党委书记高原和国家教委负责人季啸风联系，才派人把办社报告呈送上去，虽然错过了第二批的审批期，国家教委和文化部仍然很快批准了我校的申请报告，同意成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诞生。可以说，出版社这个新生事物真是来之不易，是陶军同志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产儿。

出版社成立后，急需配置各类人才，陶副院长亲自和各单位协商调动。陶老担任校领导，又兼任总编辑，担子很重，需要一位助手，他就到时任学报副主编黄弗同教授家中，请他出任出版社副总编辑，陶军副院长为了激将，幽默地说：“你是不是千里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此后，由黄弗同教授主持日常编务工作，校出版社从此走上了正轨。

建立学校出版社，不是陶军同志妄图虚名，更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他办一所高质量的师范大学理念的延伸。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当教务长时就提出，办好华中师范学院，需要有一支好的师资队伍，需要有一套完备的好教材，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校风。他为此矢志不渝，奋斗一生。为了建立师资队伍，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伯乐识马。他不仅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大胆鼓励冒尖人才。困难时期，国学专家张舜徽教授体力不支，陶军同志支持他搞学问说：可以“卧而治之”。章开沅先生当时是中青年学术骨干，勤奋治学，独立思考，敢于发表创见。陶军同志在全校提倡“章开沅道路”，鼓励章开沅同志开拓奋进，攀登学术高峰。后来的章开沅教授果然不负所望，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著名学者。但在“文革”中，这两件事，却成了陶军同志“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鼓励白专道路”的罪名，沉冤十年。但历史终于证明，陶军同志是认真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是优秀的高校领导干部。当时，我校的古典文学方步瀛教授、石声淮教授，语言学高庆赐教授，数学系李修睦教授，物理学邱永喜教授、肖福运教授、杨约翰教授，地理学梁希杰教授，逻辑学詹剑峰教授，生物学李琮池教授等，都是陶军同志的朋友，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发挥了业务专长，为华师培养了一批批后继的良才，在武汉和中南地区群星闪烁，名闻遐迩。这都和包括他在内的校党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有直接关系。为了建立华师良好的学风，1961年，刘介愚书记和他倡导制定华师学风规则，在陶军同志指导下，我和龚海泉同志起草了《华中师范学院学风实施条例》，由刘、陶二位亲笔修订，成为我校师生的行为规范。可惜这一切都因为“文革”而中断。所以他在晚年，积极提议建立出版社，就是为培养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出版完备的优质教材服务。在出版社建社3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社已经成为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三大出版社之一，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回忆我们建社的历史，回顾陶军同志的贡献，我不仅感慨万千，而且深深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陶军同志为华师的建设奋斗一生。他高风亮节，胸怀宽广，严以律己，淡泊名利，从不为个人恩怨得失斤斤计较。十年“文革”，他被审查，遭批斗，关牛棚，一旦落实了政策，平反昭雪，便全身心投入工作。陶军同志复出后任副院长，我清楚地记得在三号教学楼一次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身披金黄色的落日余晖，激情昂扬，发表了动情的演说，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都是从五湖四海而来，都是为了华师的兴旺发达而奋斗，一切个人恩怨，一切的是是非非，都要化作烟云。我们要同心同德，捐弃前嫌，团结奋斗，为创办全国的优秀师范大学而尽职尽责。历史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膀上。”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曾经错误地“批判”、“审查”过他的青年教职员工，一概不咎既往，重在现实，发挥他们的专长。在个人名利面前，陶军同志胸怀坦荡，先人后己。改革开放后，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高原同志因为筹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在全国率先写出《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被首批评为我校教授。陶军同志虽然早就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编、参编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著作，在武汉地区宣讲哲学和时事讲座名闻遐迩，学富五车，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学校领导干部。这时有人问到他，他十分淡定而且高兴地说：“高原同志评为教授，说明他比我强，我将继续努力。”在名利面前，心平如镜，淡泊如水，其胸怀之大，风格之高，足以使狗苟蝇营于个人名利的人惭愧不已。陶军同志无论是领导教学工作，还是倡议建立出版社，都是他那句掷地有声的“历史落在我们肩膀上”的崇高责任和历史担当，是他的历史使命感使然。他的一生，真正体现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人格。

就我个人而言，陶老也是我难忘的提携者和恩师。上世纪80年代，他和高原书记大力支持我从事斯诺和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工作。1986年，政教系青年教师熊建华等翻译了美国著名学者康奈尔大学肯尼斯•休梅克教授研究斯诺的成名之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请他作序。他先是欣然应允，后来病魔缠身，体力不支，便嘱托作者到中文系由我写序，我遵照先生嘱咐，认真阅读了全书，为这位青年学者的书写了序言，在我校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最早翻译的外国人研究斯诺的著作。十分不幸的是，陶军同志次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时光荏苒，校出版社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的艰苦奋斗，在一代又一代华师出版人的辛勤付出下，陶军同志创建的校出版社已经成长为一棵大树。从借款20万元到今天，每年出版新书几百种，年销售码洋过亿元，多次受到教育部和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表彰。我们社的物质条件也大为改善，今非昔比，“两个效益”不断增长。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希望出版社同仁倍加珍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继承陶军总编辑开拓的道路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