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先生在经史子集上下过许多硬功夫，对各类典籍有极为精当的研究。《后东塾读书杂志》一书，收入钱先生论文38篇，研究专题13部，论及很多经典，如四书、《史记》《汉书》《两都赋》《郭有道碑》《文史通义》，还有科举史专论等，跨度之大、范围之广，“浩博无涯涘”，令人惊叹。
 

   研读《后东塾读书杂志》，只觉得钱先生的学问“海内罕对”，精深至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重要的途径当然就是读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怎么读才有效？钱先生在书中谈到的读书方法或观点，可给我们不少启迪。
 

　　之一，读书须包容。钱先生在《论衡篇告逸民》中，讲到他对于争鸣的态度，就是要尊重学问上的言论自由，“言学问，有主张而毋为把持”，让别人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他引穆勒的话抒怀，强调要“兼容并包，令众口各伸其所欲言”。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上，如果仅仅因为不同意对方的批评意见，就千方百计“消灭”对方的声音，那么学术繁荣必然是一句空话。
 

　　之二，读书须有疑。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先生读书，充满了怀疑精神。比如，王国维的学问影响甚著，钱先生不为其声名所动。他在《书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后》中认为，王国维“古文讫于西京之末，尚非难识”的说法，是“矛盾无稽之谈”；在《书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后》中认为，王国维对许慎《说文》在解释文字时“未尝据鼎彝”的判断，站不住脚，引经据典一一辩驳。又如，曾朴的《孽海花》本为小说，不可当成信史来读。钱先生特别较真，专门写了《〈孽海花〉匡谬》《〈孽海花〉考信录》两文，翻出龚自珍年谱等资料，对不实之处详加批驳。对待小说如此，遑论对学术文章的态度了。真可谓处处有疑、处处求真。
 

　　之三，读书须动手。钱先生注重做笔记。“书籍不论今古，人物不问新旧；有书则读，每读必记。”（《后东塾读书杂志》）他告诫学生，要天天练习写短文，“字句要简，意思要尽，时间要快。篇幅最好百余字，时间至多一点钟”，如果坚持练习，“心思愈用愈出，笔机愈熟愈快，自然意到笔随，词无不达”。（《讲筵余语》）对写作之法，钱先生时有高论。比如，他指出，写作历史类文章，一要有依据，没有依据，那就是杜撰；二要有剪裁，没有剪裁，那只是材料的堆砌。（《致喆肫论史笔》）这种既注重读、又看重写的方法，有利于知识和资料的积累，也有利于文字水平的提高。
 

　　之四，读书须勤奋。钱先生读书甚为勤恳，从他的读书“日录”来看，确是无日不在读书。他指出，读古人的文字，就是要“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熟读百遍，新意自生”。还把读书比作下围棋，“此譬如着棋的打谱。谱打得多，打得熟，自然棋子也总有一着两着过人”。（《精忠柏石室文话》）勤为万事之基，但要实实在在做到并不容易。钱先生身体力行，手不释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仅一部《史记》，他就提出三种读法，一为研究义例读，二为研究文化读，三为研究文学读，认为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史记〉之分析与综合》）这种精深的读书之法，没有一种坐冷板凳的功夫是坚持不住的。
 

　　《后东塾读书杂志》内容深湛广博，这里抽取的，只是钱先生谈到或践行的一些读书方法，而且仅为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些方法非常朴素，甚至“古旧”，和如今流行的碎片化电子阅读形成巨大反差。正因为如此，它大概更能引起我们对当下流行阅读方式的反思，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借鉴。
 

　　《后东塾读书杂志》，钱基博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3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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