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他辞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学术成就愈益受到学界重视，尊之为20世纪后期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际，人们对前辈学者国学论著研习的热忱大增，也许有人会发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当今还能产生像张舜徽先生这一类型的大师吗？读过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心目中自然就有了答案。

　　《壮议轩日记》，张舜徽著，周国林点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张先生在青壮年时代，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勤于动脑动手，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是他学术探索的宝贵记录。可惜身处战争年代，他南北颠沛，笔记大多毁于战火，手头无一部日记保存下来。幸亏苍天有怜恤之心，不忍尽丧斯文，使部分流散的日记为湖南图书馆所收藏。1984年，张先生收到湖南图书馆所寄四册日记底本，“省览之下，百感交集”。他在给湖南图书馆的回信中说：“早年日记，流散在外者多，此特其残存之一小部分耳。”参校前后，“定为讲学湖南者三册，讲学兰州者一册，各为题其名次于每册扉叶以便保存。”原来，他在1940年代以“壮议轩”为斋号，这四册日记写在专用稿纸上，是他这一阶段学习和生活的记录，容易辨识，失而复得，自然大喜过望。具体说来，前三册写于1942年秋至1944年冬，是他在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任教及躲避日本侵略军于宁乡、湘乡时的经历；第四册写于1946年9月至1947年元月，是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时的经历。也就是说，《壮议轩日记》缺了1945年至1946年8月以及1947年元月至1949年的记录，是个残存本。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中观察到大师成长的足迹，弥足珍贵。

 爱日以学 如饥似渴

　　从1932年开始，张先生先后在湖南长沙市的几所中学任教。虽然因为日军进犯而四处迁徙，但他从未放松学术上的追求，由此名闻遐迩。1942年，受钱基博、马宗霍二位前辈学者之邀，他来到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其时，他年岁刚过三十，已立下学术上的远大目标，这从他采用“壮议轩”斋号可见一斑。按“壮议”二字出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意谓壮年阶段有所论议才算得上有业之人。他在1942年11月3日的日记中说：“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以下凡引《壮议轩日记》皆仅括注书写时间）

　　目标既定，他立即付诸行动。到达蓝田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前往学院图书馆浏览，虽对图书陈设寥寥大失所望，仍“随取孙籀庼、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夜阅《籀庼述林》至二更后”（1942.9.25）。紧接着几天的日记，又有“夜阅《白华前稿》”“阅《白华前稿》颇有所悟”“夜阅《铁桥漫稿》”之类的记载。在他1942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朝食后赴图书馆，欲从假《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宰辅编年录》《三朝北盟会编》，皆无之。自《宋史》外，惟假得毕氏《续通鉴》及《宋史纪事本末》二种耳。居此穷乡，求一常见书不能得，虽日饫酒食，无以疗饥渴。此吾所以发愿于乱定后作十年漫游也。”

　　在穷乡僻壤借书不易，竟使他产生即使酒足饭饱也“无以疗饥渴”的感觉，发愿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十年漫游。果然，1946年到兰州后借书条件大为改观。如当年10月26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派人到甘肃省立图书馆借《受褀堂文集》《二林居集》《亦有生斋集》等十种书，“俱取以来，自此闭门兀坐，足以疗饥，十日之内不需他粮矣。”闭门家中坐，以书为粮食。昔人称“嗜书如命”，亦不过如此。他对这种天天有书读的生活，十分满足。11月8日，他给昔日的学生王石波写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寄情卷轴，尚友昔贤”，他是这样说的：“自来兰州甫四十日，穷昕夕读吾所应读之书，又已逾二百卷。闭门谢客，日课极严，汲汲孜孜，惟日不足，所得亦益以宏富。使吾而处京沪四达之区，耳目炫乎纷华，心智荡于征逐，而能专意致思若此乎？”在他看来，即便生活环境差一点，只要能专心读书，那就是有福之人。

　　张先生读书中的享受是精神层面的，过程却不轻松。每天读书，他都要进行总结、归纳，并加以提炼。比如，他一连几天阅读清人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做了大量的摘录工作，将若干精彩的段落分门别类抄写在日记中，不时予以评论。针对清人关于宋代程朱之学与陆九渊之学的争议，袁枚认为“士幸生宋儒争定之后，宜集长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长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至长安耳。苍头仆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詈，及问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陆王者此类也。”对此，张先生大加赞赏：“此段平亭之论最为通透，因近取譬，尤足解门户之争，并时学人知此者稀。简斋天资夐绝，故议论多惬人意。”（1942.11.18）又如，他花几天工夫读完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对郭嵩焘的生平事迹、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了然于胸。在对郭嵩焘的论述做过大量征引后，从其对湖南前辈学者罗泽南身处贫苦时坚贞事迹的描述，将两人放到湖湘学派的源流之中综而论之：“两公好学无斁，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诂经说字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所以异于江左者亦在此。”随后，又结合时代需求表达弘扬湖南学风的意义：“时举此为及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厉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黾勉图之，没身而已。”（1942.12.17）

　　读书时动脑又动手，虽然进度稍慢，但看、读、写、作相连，一步一个脚印，能替日后研究打下基础，长久坚持收获必大。张先生将这种肯下苯工夫的做法，称作“十驾孟晋”。按“十驾”语出《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孟晋”语出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兮”，皆有锲而不舍之意。张先生既取此语以教人，亦用以励己。如当学生考试成绩不合格时，即“招之入室，勉以十驾孟晋之意”（1943.1.27）。而在接到姑夫余嘉锡先生的来信，看到姑夫的称许之语，当即立下誓言：“自今以往，吾当益自刻厉，十驾孟晋，以期不负长者殷勤之望。”（1942.3.12）这种勤奋刻厉的精神和事例，一再出现在《壮议轩日记》里面。

　　循序渐进 长计远虑

　　从日记中不难发现，张先生读书做学问很有计划性。他曾说，读过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一段话后，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不可躐等。故在早年，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学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年过三十，就该在经史上花气力了。日记中，时常可见到他关于“经史有用之书”“经史根原之地”的说法。他回忆说，少时气盛，立志在三十岁前把二十四史读一遍，凡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丧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宋以下正史。“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寻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尽心以治之。”（1942.10.6）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皆有一定的任务，即所谓“日课”：“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忙亦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昕夕奉斯言以自厉。”（1942.10.21）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1942.10.22），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见其《旧学辑存》序）。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进，对一些大部头的子部集部典籍，他也有计划地系统阅读，积累见识。如严可均所辑746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帙浩繁，他在蓝田时已经大体翻阅过，而将其与一千卷的《全唐文》放到一起研读，是1946年冬至1947年春，也是日有定程的。有一天的日记写道：“夜读《三国文》尽数卷，以补今日日课。”（1946.11.14）残存的《壮议轩日记·入陇编》之中，保留着不少阅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心得，有的论述相当精彩。如对东汉学者桓谭的文章，张先生赞不绝口，说是“如饮醇醪”。在引录桓谭“殷有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后，何益于事，何补于君”数语后，大发感慨：“此高识之论，非世俗腐儒所能梦见。余尝求之故书，若此三仁，殆所谓磏仁者也。《韩诗外传》卷一曰：‘仁道有四，磏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正；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不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祥；是磏仁者也。’《外传》此释，又与《荀子·不苟篇》相表里，所谓‘非礼义之中，君子不贵也。’余平生持论，极服膺荀卿不苟之说，往为后生讲《礼记·中庸篇》，至‘索隐行怪’一章，畅发斯恉，至为详尽。英奇之士，亦各有所发悟。盖此理不明，则德性不能坚定，大而影响政教，小而及于一身，非细故也。”这就将某一人的观点同思想史融会贯通了。这种贯通性的读法，日记中还有很多。令人惊异的是，把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同张先生数十年后出版的《读文札记》对比，文字竟然基本相同。这表明，日记中的心得已是深思熟虑的学术成果，按照一定的体例组合为文，只需要简单的迻录和适当的文字调整，这不能不说是读书与作文之间最便捷的通道。

　　在循序渐进的治学过程中，张先生不时有所体悟，随之形成一些他认为可以开展的研究题目，便适时地安排时间，边阅读边写作。在对清儒考论雅诂之书精熟以后，他有志写定“九雅”，即在传世的《尔雅》《小尔雅》等七部雅学著作外，另外辑录郑玄《礼注》《诗笺》与佚注编为《郑雅》，辑录汉代经子之注编为《汉雅》（1942.10.4）。在后来的日记中，有大量费精劳神编撰《郑雅》的记载（《汉雅》编撰计划其后有变动），是他很看重的著述。又如在阅读梅县人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后，“有志撰《清代学术述传》一书，藉以考镜三百年间学术迁革，得失义例早定”，虽以涉览未周没有立即动笔，但原来所作章学诚、翁方纲两传已得通人首肯，“踵此而黾勉图之，庶几其有成也”（1943.3.6）。他后来若干清人著述研究，实际上就是以此为起点。

　　尤其难得的是，他在30岁左右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他将其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矢志不渝地去努力完成。见过陆世仪《思辨录》中“续经”之议后，他服其见识之卓，联想到眼下，以为“今日所宜从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诗史二也，续修《通鉴》《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1943.1.13）后来他读了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简章》，对其编纂计划有所议论，且谈到自己的计划：“余旧有志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以为振民育德之助。”（1944.4.7）这两段话中的“修通史”“撰集《史传简编》”，都是指的普通民众能够读懂的简明通史。他一生念兹在兹，终于在40多年之后写出《中华人民通史》，于1989年问世。至于第二段话提到的《经子粹语》，他勤于辑录，在晚年定稿为《经传诸子语选》，后由其子女编入《霜红轩杂著》中。学术研究中的这种连贯性和大局观，使张先生的学术思路从未间断，也使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科研项目的主动权。

博观约取 自出机杼

　　人至壮年，学术基础大体奠定，对其后的发展方向总会加以盘算。张先生由其学术背景所决定，走的是博通的治学之路。博到什么程度？刚到蓝田不久，他有一段博杂之辨：“唐宋以来，说部之书充栋汗牛，学者稍涉其藩，自可益人意智，若专追逐于此，则舍本逐末，不能静心读一部经史有用之书矣。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故守约之外偶资博文则可，以学问之大尽在乎此而从事焉，不可也。吾又以为，博之与杂，其辨至严。不博则如终身整齐一室，而不览天下山川之美；若涉于杂，则终身彷徨道路，而绝无一日室家之安。近人乃多以杂为博，失之远矣。”（1942.9.30）他强调博通要在经史上多下工夫，不宜在四部之学上平均用力。这样就如同游览山川归来有个家，否则就会没有落脚点。为此，他采纳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说法，放弃了诗词创作的爱好。日记中，保留着他在这方面给予朋友的劝告之语（1943.1.7）。

　　到了兰州，张先生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学者。有一天，他与杨朗明教授谈到治学精神贵乎猛进不懈时，杨言“欲成大师，必具学不厌诲不倦之精神，徒力学而不能勤诲人祗能成专家，不能成大师”，说得很激愤，张先生感到“语多近道，真畏友也”（1946.10.30）。从此，对成家学术的探求更为深入。他在与涂序瑄教授谈到博杂之辨时说：“治学有宗旨、有归宿，凡所应知之理无不究览，是之谓博；无宗旨、无归宿，遇书輒看，记问酖多，是之谓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譬之出处必先有庐舍园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穷耳目之胜，晚岁归来始有室家之安。苟自少而无乡井之托，终身荡游于外，见闻固已周矣，投老竟无所归，此杂之害也。由博返约，其成功易；泛滥无归，未见有能成功者。”（1946.12.10）以有无“室家之安”为博杂的区别，这同在湖南讲学时的比喻相同，但增加了有无宗旨、归宿的因素，认识明显大为提升。两天后，又为思及成家之学夜不能寐，结论是“必有别择有去取，而济之以独断之识，方能卓然树立，不拔不挠”（1946.12.12）。随后，又在解说南朝人颜延之“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之语时，评议“此言足为万世治学者不易法门”，作为自己“无宗旨无别择不得为成家之学”认识的理论依据。

　　对成家之学内涵的思考，促使着张先生个人研究特色的形成。在论及学、文之关系与自己的取舍时，他明确地表示：“吾之治学自为家法，亦即善取不如善弃之意也。”（1946.11.16）在提出自己讲学宗旨以发越志趣为首时，也自信地说：“吾自有吾家法，正不必要途人而强同。”（1946.12.9）关于这一“家法”，他在用五个月时间读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有如下阐发：“余近年观大部书，每以苏子瞻八面受敌法求之，往往有得。苏言本施之治史，余则以为读天地间一切书籍，皆当如是。余平生为学，于精习之书，用心至细，工夫至密，《三礼》《毛诗》《尔雅》《说文》是也。涉览之书，则但通其大略，而不钻求一字一句之末，若此类书是也。然过目輒能举大旨，明得失，以类统杂，操简驭繁，此殆他人所不易学步者。非特不能为一家子姪法，并不足为及门诸生法也。”（《旧学辑存》卷下第1605页）正是凭着这一家法，张先生在“壮议轩”阶段读书得间，成果丰硕；更是在随后数十年中沉潜书卷，著述宏富，在全国首建历史文献学学科。钱基博先生早年预见他“异日必享盛名，足以自开学派”（1946.12.28），岂空言虚语哉！

　　《壮议轩日记》内容丰富，包含张舜徽先生家庭生活、学术研究、社会交往及见闻各个侧面，非一篇短文所能全面叙述。以上仅从张先生读书之勤奋专注、步骤之缜密长远、格局之博大独特三方面，依据日记所载来展现他壮年时期的治学历程。因本人理解尚浅，难免多有遗漏，仅供热心国学研究、关注现代学术史者参考而已。欲知精蕴如何，且请开卷采获。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05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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