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张舜徽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张先生以学术为志业，终生都在从事研究和教学，是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他一生所记日记甚多，可惜由于历史原因，留存下来的很少。《壮议轩日记》保存了他的四册日记，都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下的，其中三册是“居湘编”，为湖南讲学时所记；一册是“入陇编”，系在兰州大学任教时所写。这些日记仅记录了他一个时段的工作生活状况，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成为学术名家的部分根因，给我们教益和启示。

勤学不辍，持之以恒，是张舜徽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基础条件。他每天坚持读书、思索、做笔记，他的日记中经常有“夜读至三更后”“自朝达夕”读书的记录。即使生病，也毫不松懈。1946年11月14日，他在兰州大学教书，得了重感冒，但早起后，坚持读《三国文》，不忍释卷。午后“周身发热，鼻窒头晕”，晚上仍然“夜读《三国文》尽数卷”。两天后，依旧处于发热中，“而两手冰寒，蒙被偃卧半时许，仍强起阅书自遣”。这种勤学、苦学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肺腑地热爱学术。他推崇的偶像，都是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和贫寒的学术达人。1942年12月17日，他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这一天的日记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胡林翼，在军务繁忙，且病得连饭都吃不了的情况下，仍坚持读书，精研《论语》，还说：“岂以病而废学哉？”另一个是罗泽南，贫困到了极点，参加完考试后，没钱坐车乘船，步行回到家中已是夜半，进门听见妻子在痛哭，才知道儿子死了。打开米缸，是空的，走到灶边想喝口热水，由于妻子哭瞎了眼睛，灶里有没有火也不知道。在这样惨痛的情况下，罗泽南没有放弃学习，仍然刻苦读书，“久之学益进”。这两人都是湘军将领，也是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张舜徽感叹，他们“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所秉持的是“真学问、真精神”。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类学者，并由衷表达感佩之情。这些精神偶像，为他提供了学习标杆，注入了学习动力，使他即便处在极艰苦的环境里，也能见贤思齐，读书不辍，将学术事业进行到底。

目标专一，目光专注，是张舜徽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上的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能一一读尽。为了提高读书治学的针对性，张舜徽在“专精”上下了不少功夫。一是重点突出。他认为，治学应该有宗旨、有归宿，凡所应知之理要认真地探究，这属于“博”；无宗旨、无归宿，什么书都看，那就是“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所以，必须有意识地选择一个方向攻关，而不是漫无目的杂览。他服膺学术根底在于“熟读群经”的观点，自己读书也以经史为主。他觉得，“书不贵多，惟求于常见书熟读而细绎之，久久自能精博”。这种有宗旨、有重点的阅读，保证了他的读书治学“博而不杂”。二是有长远计划。1942年9月29日，他认识到，清代的学术是宋人开的端。要研究清代儒学，必须要研究宋代儒学。他打算，“自今以往，当取宋清两代之书，纵心力读之”。1946年10月8日，他到兰州后不久，即“从图书馆借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自今日以点阅此书为日课。全书七百四十六卷，每日尽二卷，周年可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阅读，不是瞎读，而是有选择、有计划地读，很有系统性。

有思想，不盲从，是张舜徽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能比较好地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对读过的书，他或赞美、或批评，但都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一一陈述观点和理由，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1942年9月30日，他读完了马叙伦的《读书小记》等，认为马氏的优点是“博览”，缺点是“冗杂”，原因是学问没有建筑在经史的根基上。1946年11月12日，他读完了《三国文》中诸葛亮的书信，觉得“文辞雅饬，而意谊深远，足以动人”，同时联想到有的论者说诸葛亮“文彩不艳”，两相比较，论者的见识就叫人见笑了。日记中这类分析甚多，可见张舜徽的阅读，与一般的“浅”阅读不同，是和思考融合在一起的。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还可看出张舜徽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他忧国忧民，抗战中，他时刻惦念国家安危，为“民生憔悴”担忧。他孝老敬亲，在父亲忌日，他“怆然伤怀”，“缅想音容”，泪流不止。他爱惜家庭，教子读书，呵护妻儿，为生计奔波。我以为，要成为大学者、大学问家，必须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份家国情怀，否则学问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温度。张舜徽的日记显示，他做到了这一点。

来源：南方日报，2019年6月16日

http://epaper.southcn.com/m/ipaper/nfrb/html/2019-06/16/content_213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