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

《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周百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59.00元

    当年，他看完熊召政整整齐齐的《张居正》第一卷书稿后认为，作品“太拘泥于史实，缺少灵动和感染力，小说可以出版，但出版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作者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几十万字的书稿来一次“黛玉焚诗”，重新构思，重整旗鼓。《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熊召政在送给百义的书法作品上写道：“百义兄……有点石成金之妙。”从此，《张居正》成了名著，写书人成了名家。

　　百义先生要我为他这本《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文集作序，是有其过硬理由的：百义先生曾是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至今还担任着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的职务。一位学会老领导请现任学会会长为他即将出版的文集作序，我确实不好推辞。何况在与百义先生长期的工作交往中，在有关编辑学、编辑人才、编辑业务工作的会议或论坛上，在若干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刊物或报纸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或者读到他的文字。特别是在笔者任会长的第五届和第六届期间，他作为老资格的学会领导和地方编辑学会会长，对整个学会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支持，为他的文集作序，我还有感谢他的一层意思在里面。当然，我主要是对他人品和文品的认可与钦佩。

　　为什么题目用到了“纵横捭阖”这个成语呢？这完全是百义先生的这本文集内容所致。从文集所呈现的板块看，有“理论研究”、有“出版实务”，还有“书评影评”和为自己或别人的书所作的“序与跋”，附录中也有别人研究他的文章。而且在每个板块里，所载内容也是多元的，譬如“书评影评”中就有研究小说、戏曲还有电影的文章。在“出版实务”中，也是既有市场调研、选题策划、阅读研究，还有参加出版会议时的一些讲话。如此大的跨度与内容集合，简直等于为作序人设置一串大大小小的迷宫，考量作序人的文字辨识能力。我只好用“纵横捭阖”来加以概括，总算梳理出了一些似乎能够提纲挈领的线条。

成功的文学编辑家

　　百义先生首先是一位成功的编辑家，一位成功的文学编辑家。

　　说他是一位成功的编辑家，当然和他的一系列头衔有关，在国家层面，2010年他被授予“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2014年他获得了中国“韬奋出版奖”之殊誉。在省级层面，他先后获得“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9年），“湖北省第三届出版名人奖”（2002年），“湖北省首届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年），首届“湖北省文化名人”（2014年）等含金量很高的荣誉。他曾担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退休后，他被湖北省委留任湖北省优秀传统文化头号工程——《荆楚文库》编纂工作的实际牵头人。这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位编辑家的社会公认程度。当然，支撑这些头衔和称号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在编辑工作任上，确实发现、挖掘、编辑、打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有着持续影响力的经典性作品。其中一部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3卷本），另一部是熊召政的《张居正》（4卷本）。

　　《雍正皇帝》是他初当编辑时抓到的选题。当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之一《康熙大帝》已在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接下来的《雍正皇帝》，作者也准备交由该社出版，但尚未开始写作。百义先生找到了二月河，对他讲，“你走过了黄河，还应跨越长江，才能占领全中国的市场”。经过百义的努力，二月河终于答应把《雍正皇帝》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虽然他一度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任职，但一直担任该套书的责编工作。这套书经过持续不断的营销宣传，与二月河“帝王系列”中其他作品一起，成为历史小说的经典蜚声海内外。这一切，与百义先生的专业鉴赏力、经营管理能力和他对于出版规律的把握是分不开的。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是他担任责任编辑推出的第二个重头产品。当年，他看完熊召政整整齐齐的《张居正》第一卷书稿后认为，作品“太拘泥于史实，缺少灵动和感染力，小说可以出版，但出版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作者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几十万字的书稿来一次“黛玉焚诗”，重新构思，重整旗鼓。《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熊召政在送给百义的书法作品上写道：“百义兄……有点石成金之妙。”从此，《张居正》成了名著，写书人成了名家。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这两部享誉中外的长篇历史小说为核心，形成了我国优秀长篇历史小说精品生产基地，不断地爆出亮点。

　　如果说这两部当代经典体现了作家的功力与编辑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编辑家周百义先生的成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他深厚的专业素养。他上大学前就已经有自己的文学作品集子出版，虽然名气不大，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他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作家班，又在文学理论上得到了补充。在编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他更多地关注历史小说。他在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他判断一部历史小说是否成功，往往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语言特色、文化氛围几个维度来衡量和判断作品。第二方面，是他精湛的职业素养。职业素养主要是作为一位成熟的编辑，能够从读者的角度对书稿的框架（结构）、内容，包括对矛盾冲突方面的处理等，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并能从作者的角度，抓住他的根本性需求与辅助性需求。第三方面，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即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与投入。这方面，百义先生可圈可点的事例更多。比如他的理念：一位编辑的使命就是要为世人留下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比如他的“三不信”精神，即“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长江文艺出版社从一个地方文艺出版小社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出版大社，就体现了他的智慧与能力。

　　成为编辑家谈何容易，但成为编辑家以后的工作，更能衡量出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与远大志向及不懈努力。百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为自己不断设立新目标、向社会争取新动能的编辑家。

　　他是一位不断注意提高自己理论素养的编辑家。毛泽东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86页）百义先生尽管有很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但他没有止步于此，且一直在研究出版理论，并撰写了上百篇文章。收在本集中的《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出版探析》一文，就集中体现了他对历史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深入思考。他将新时期历史小说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20世纪90年代前后、互联网时期）。他界定了历史小说的概念内涵，表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必须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刻画人物时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经典表现手法，历史小说必须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二月河讲，“我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是，历史事实由历史设定，人物个性、心灵轨迹、言语形容、诗词由我来设计”）。新时期历史小说在历史判断和审美判断上寻找那些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真相，尽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展示历史人物丰富的精神内涵，塑造人物时注意文化的作用与力量，注意营造历史氛围，把人物放进其中去表现。他有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的关系之见解（熊召政作品的历史真实体现在三方面：典籍制度、风俗民情、文化真实，前两个是形似，后一个是神似）。他有对历史小说家创作准备的建议以及尊重历史、跳出历史的主张，有对敬畏历史与漫画历史的描述，对历史小说创作与出版中的价值导向问题研究。他还有对繁荣历史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几条建议：作家是关键，要坐得住冷板凳，找到构成历史的细枝末节，把握历史的宏观走向；编辑要选择、把关、引导与示范，通过阅读已有历史小说，提高批评能力，最好自己动手写作来提高鉴赏力和判断力等等。这些都显示了他在理论思维高度上的攀登和在思想深度上的掘进。

具有战略思维的编辑大家

　　他是一位具有战略思维的编辑大家。

　　从编辑家到编辑大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退休之际受命主持《荆楚文库》的浩大文化工程。这既是对他二十多年编辑出版生涯的肯定，又是进一步提升他作为编辑大家影响力的重托之举。他十分重视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研究，如他的《文库出版：找寻文化的根与魂》一文，谈到了文库出版的指导思想、文化积累、文化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化传承的作用，讲到了文库出版的特点，如要比较各地编撰体例之差别，寻找文库编纂单位之不同，分清组织机构之各类别。文库出版有大压力，要上不负先贤，下无愧子孙，总体设计要科学，把关重在细节。其中特别强调要甄别真伪，选好版本，认真整理，内容与形式结合，尽可能运用现代技术等，体现了他对这项工作的前瞻性思考。他关于崇文书局起始于李瀚章，发展于张之洞，及崇文书局恢复后的编纂建议，有一定的远见卓识。他以《朝读经典》为例，对于传统文化读本的五个关键点的分析，颇有见地。如要寻找切入点，找准结合部；要抢占制高点，瞄准最权威；要聚焦知识点，拓展大视野；要掌握重难点，把好质量关；要迈向新起点，延伸产业链。这些都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与掷地有声的建议。

　　百义先生还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大编辑家。

　　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编辑家，而且不断地积极实践，大胆创新，且认真地衔接理论、总结经验，形成新的观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推进实践，不断向编辑出版事业的高处攀登。比如，他不但注意带领员工独辟蹊径，策划出好的选题，而且把选题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双效益”；不仅巩固和提高了“双效益”，而且用“双效益”打造成系列的品牌书，形成很好的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他还十分重视出版理论的研究。在此之前，他曾经出版了《出版的文化守望》等三个集子，研究的领域，从具体的产品生产到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现在又拓展到与出版相关的传播理论研究。如他对出版在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提出了经典的高度（要有学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宽度（影响范围，超越本民族为他民族所接受）与长度（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穿越黑暗隧道）的概念及其内涵。他强调了读者和发现人在经典建构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如孔子对于《诗》成为《诗经》的巨大贡献。莎翁剧作成为经典，出版商、编辑、印刷者等功不可没。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等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英雄编辑”珀金斯的慧眼功不可没。

　　出版社不仅要出版经典，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出版编辑环节来建构经典，完成作品经典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创办选刊、出版选本、编纂丛书、出版点评本、加大外译、评奖确认等环节。

　　他还专门研究媒介传播在文学经典化、普及化中的效应：纸介质出版物是基础；不同媒介报道、评介，扩大影响力，改编不同形式传播，为经典化打开大门；大量研究文章发表，为经典化提供学理支持；理论专著与教材，从文学史角度肯定其经典价值等。他的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出版的价值，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

　　总之，阅读百义先生在一定时间阶段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为之写序，不用心琢磨是不可以的；阅读后不咀嚼思考也是不可以的；咀嚼之后不进行抽象梳理同样是不可以的。经过了这些环节之后，完成的序文，能否让作者和朋友认可、满意，笔者心里也没有底，只好求助于诸君的包涵谅解了。

　　此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所作序言，刊发时标题有调整。）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09月30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