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补恩格斯思想传记研究空白

 去年11月份，顾海良有了写书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计划；仅仅一年，《永远的恩格斯》问世。

 此书历时一年就出版，着实让顾教授的夫人张雷声教授吃惊。

“顾老师有国家教材局的事，北大的事，又是科研项目，又是上课。”张雷声笑称顾老师“几乎都交给北大了”。

“那天他把书拿回家，递给我说书出版了。我一看，50万字，部头不小，比之前预计的多了10万字。但仔细一想，这么快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是疫情特殊的时段成全了他写作。”张老师透露，顾老师非常勤奋，疫情期间，每天伏案工作都有十多小时。对此她表示理解。如此全力以赴，8个多月推出该书，出版社3个月完成了出版“接力”。

虽然出书只花了一年，背后却酝酿了15年。

15年前，顾海良时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是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武汉大学和中央编译局联合召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国际研讨会，顾海良作为主办方作闭幕词，就是以“永远的恩格斯”为题的。

“一晃15年过去，整个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真正地进入了21世纪。从这个节点上来纪念恩格斯，意义非常重大。”顾海良从去年开始思考如何纪念恩格斯，最初是想针对学界一些观点写文章。针对国外学者研究恩格斯晚年思想，写了个7万字的稿子；又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思潮，写了个五六万字的稿子。

但顾海良放弃了。在进一步研究和感悟恩格斯思想中，他发现，一两篇文章讲不清这里面的问题。

于是今年3月，顾海良第三次重起炉灶，开始写书，决定对恩格斯思想做一个系统梳理，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恩格斯形象，真正理解恩格斯思想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者，他想在对恩格斯思想、精神和风范的重新理解中，展开与国外学界研究的对话。

《永远的恩格斯》史论结合，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体，在国内十分少见。这本书也填补了近年来恩格斯思想传记研究的空白。

■ 有力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

此书一出，激起学界专家学者热议。

在北京大学“恩格斯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多少年来，国内国外理论界流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革命”“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等种种误解。学者们对此进行了集中批驳。

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指出，今天我们对恩格斯最好的纪念，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创新，要阐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要凸显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理论拓新，有力回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等论调，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磊表示，这些诋毁、污名化思潮，往往以“学者”或“理论研究”的面目出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诋毁和谩骂，“今天仍然如此，对这些攻击和误解给予批驳和澄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担当的责任”。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表示，恩格斯问题是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对那些武断地认为《共产党宣言》‘过时’和《资本论》‘过时’的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责任感，《永远的恩格斯》对‘过时’论作出了有力回击。”有人甚至断言《资本论》三卷并不真正存在。“这是一种活脱脱、非常丑陋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形象。” 北京大学哲学院教授王东赞扬“这本书在国际争论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好声音”。

如何评价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研究的重要课题。《永远的恩格斯》开宗明义定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教授孙来斌指出，现在危险的是对恩格斯估计过低，而不是对他估计过高。

【访谈】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时间节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海良推出了新作《永远的恩格斯》，以此纪念恩格斯的光辉思想。

针对国内外流行的有关恩格斯的地位、恩格斯思想的认识误区，更为了助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顾海良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日前，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顾海良接受了长江日报读+采访。

■ 《资本论》没有署上恩格斯的名字 但恩格斯是名副其实的“合著者”

读+：这本书为何越写越厚，比约定的多了10万字？

顾海良：对恩格斯，我研究了好多年，但是写这本书时，却发现很多理论问题值得再深入。

比如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确实在《德法年鉴》中各自发表了两篇文章，表明他们初步实现了两个思想转变，中国学术界也都这么认为。但在写书时，我重新研究了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的思想转变，发现除了收入《德法年鉴》的那篇《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外，恩格斯接着还写了《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两篇文章。本来，恩格斯打算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但《德法年鉴》停刊了，马克思就推荐给《前进报》发表了。

这两篇文章我们很少谈到，但是这两篇文章却是恩格斯思想转变的重要过程。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对科学与工业革命关系的解读、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解，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基本思想，架起了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这对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也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我们以前研究不够。

还有，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写《伦敦笔记》时同恩格斯共同讨论的关于货币、地租和经济危机三大理论，尽管散见于他们的书信中，但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些深入的理论探讨，历史地映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现在新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对《资本论》三卷的创作，特别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提议，他们应该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合著者而共同署名。

读+：学界对恩格斯晚年研究得多，过去的研究也有遗漏吗？

顾海良：恩格斯晚年，我们自己以为研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实际上还不完全是这样的。

比如前几年流行的一个“怪论”，断言19世纪50年代初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与“革命”告别。现在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精心编辑署名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强调他们在50年代初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恩格斯在为这本书写的《导言》中，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作了严厉批评，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永远的恩格斯》认为，任何试图在《导言》中“发现”恩格斯晚年放弃革命原则和革命策略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导言》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的阐释，是恩格斯对其一生经历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研究中，我看到恩格斯诸多重要思想，我们以前可能忽略了。

■ 碎片化的思想“嫁接”  杜撰了种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读+：为何你开宗明义给恩格斯定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共同创立”包涵着什么样的意蕴？

顾海良：这是我们现在纪念恩格斯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1842年，恩格斯22岁，马克思24岁，他们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的双方似乎是“冷淡”的，见面以后就分手了。分别后的两年内，两个人的思想各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两年后的那个夏天，恩格斯拜访了在巴黎的马克思，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还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理论观点——“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从那时起他们就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的战友，开始了共同的工作。

虽说他们这一生还有更多的合作，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这四项有代表性的合作成果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

这是理解恩格斯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非常关键的问题。

读+：他们多年的合作和友谊中，有无细节也说明这一点？

顾海良：细节有很多，举几个例子。《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即将出版的时候，马克思邀请恩格斯同他一起署名。出版前，马克思多次向恩格斯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还给恩格斯写信，信中是这样说的：“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过了几个月，马克思再次提起：“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事实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这三卷的繁重的工作完全由恩格斯接续完成。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12年，花费了极大心血，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离世两年后，恩格斯还深情追忆，说“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是怎么产生的？

顾海良：我仔细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基本倾向，实际上有三个主要的说法，一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凝固化，把恩格斯青年、中年和晚年的思想割裂开来，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把马克思青年思想当作他思想的最高峰，而把后面的思想看作马克思思想的“衰退”，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后来的不断发展的思想，都看作是“反对”青年马克思的，由此杜撰了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论”，甚至把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思想对立起来，杜撰了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思“对立论”。

二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的思想发展是“断裂的”，认为“断裂”也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思想的“分裂”乃至“对立”。

三是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片断，没有作出前后相连贯的理解，更没有作出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的理解，抹杀了他们的思想过程、思想内涵和本质、思想精髓的内在统一性。在对这些被片断化的、碎片化的思想的胡乱“嫁接”中，杜撰了种种“对立论”的“神话”。

■ 恩格斯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曾预言：“它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

读+：恩格斯留下的著述中，有大量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论述。为什么他在180年前，会关注到遥远的中国？

顾海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恩格斯青年时代，中国问题依然是德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青年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鸦片战争之后，恩格斯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问题。

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这年2月，青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提到英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战争手段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问题。在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论述中有对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期长达半个世纪的国事国运变迁的关注，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本质的深刻揭露，有对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高度评价和对中华文明的由衷赞赏，也有对急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前途的深切关注。

恩格斯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对中国的关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但贯穿其中主题，主要是对华贸易、对华战争、中国革命以及中华文明等问题还是十分清晰的。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这场战争刚爆发时，恩格斯在1894年9月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同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地但却是逐渐地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

读+：恩格斯有诸多对未来社会的预言，这是否能看成他很超前？

顾海良：说他“超前”也可以，说他没有“超前”也可以。他对未来社会只是作出“预测”；即使是这种“预测”，恩格斯也从来不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状况作出具体的描述。

恩格斯晚年一直强调：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他更是强调：“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来源：长江日报（2020年12月1日）

http://cjrb.cjn.cn/html/2020-12/01/content_1901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