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    

王先霈简介     王先霈，1939年7月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文学院院长、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校出版社总编辑，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等职。他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在中文系开设文学评论课程，并与范明华合作编写了我国高校第一部文学评论教材。他构建的“圆形”批评理论，在学术界和文学界持续产生重要影响。他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文艺心理学理论的学者之一。

今年4月，《王先霈文集》正式出版发行。这套总计8卷、300余万字的《文集》，收录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60年来的主要学术成果，其中既有早期学术探索的系统梳理，也有近期学术文章、散文和随笔的集成。

 王先霈被视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本土化的开拓者之一，在《文集》的后记中，他却自谦称自己只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从对文艺心理学的开拓性研究到“圆形”批评理论的提出，王先霈不遗余力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范式，只为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提炼出中国人的话语。

 开创文学评论课程先河

 1956年9月，王先霈拖着一个铁皮箱子到达桂子山，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学中文。由于成绩突出，大学期间，王先霈被安排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教材的编写。毕业留校任教后，又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得到何其芳、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著名作家和学者的悉心指导。

 1972年，王先霈离开大学，到江西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1977年重回华师，年近40岁才真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王先霈总在走着“少有人走过的路”。为了研究马列文论，他和同事们用两个多月走了大半个中国，辗转十多个城市，向各地高校专家请教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他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学界几乎被忽略，便潜心研究，写出了最早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明合著）。为了填补知识结构上的空缺、深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他又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和文艺心理学，成为国内较早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改革开放后，面对大量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他提出“圆形”批评理论，力图构建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

 王先霈还十分重视文学评论学科建设。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专业没有独立开设过文学批评课程，他在国内率先把文学评论从文学理论中分离出来，单独开设文学评论课程，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教材《文学评论教程》（与范明华合作）。至今，文学评论仍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在中国理论资源中寻找答案

 上世纪80年代初，追随西方文学理论成为学术“时尚”。在进行两年多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后，王先霈敏锐地意识到，业内很多声音总是跟在西方人后面，“像一股风来了，探讨西方理论的文章很好发表，很受学界追捧，然而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湖北出了一本以刊登民间小说、奇闻异事为主的杂志，一期可以卖200多万份，这种全新的文学形态受到大众热捧。”当时有学者将这类通俗文学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表示悲观。一方面是通俗文学的大流行，另一方面是严肃文学的不接纳，这种强烈反差触动了王先霈。

 “这种大众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社会深入变革的大环境下出现的，对于通俗文学的潮流，当时学术界思想上没有准备，没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理论观念来应对。”他表示，有学者试图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但都有些隔靴搔痒。“我们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从中国问题出发，在中国的理论资源中去寻找答案。”

 当时，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很多学派，特别强调片面的深刻性，各执一端。针对那些偏执的“直线批评”，王先霈力图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融中，在各种批评思潮、流派的此起彼伏中，探索和创建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批评体系及其核心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他首次提出“圆形”批评的理论。

 “圆形”批评有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特质与功能。“圆”意味着接纳，和不同的意见、见解共存，然后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互相辩驳。王先霈反对把文学性质的某个侧面孤立起来、凝固起来而无视其他方面存在的弊端，主张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互谐，达到“圆形”的境界。

 围绕这一命题，王先霈先后出版多部论著。他大量阅读中西方文论著作，在贯通和比较中，寻找各自的特征和内在的相通性，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与完善。从倡导独立性的文学批评学学科，到倡导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方法，再到最终提出可以用来统率所有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的“圆形”境界，最终构建起了完整的“圆形”批评理论。

关注草根网络文学

 “圆形”批评理论的应用也体现在王先霈自身的学术实践中。他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本土性。”

 王先霈曾撰文表示要重视通俗文学，不能轻视大众的文学创作和忽视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2015年，有学者发文称他过于强调文艺理论的调整和适应，企图从极浅极近的文学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对此误解，王先霈克制解释。“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和文学接受的变化。关注并不等于对于新发生的现象的全盘肯定，而是紧紧追踪，客观地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提出超越前人的新鲜见解。理论应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不是限于某一两类；文学史应该论述各类作家作品，不应只限于著者认为的优秀者，更不应该只是研究某一流派。”

 比如，网络文学火爆，哪怕有一些作品让王先霈觉得“无法认同”，甚至坦言“自己并不很喜欢网络文学”，但他还是数次参加网络文学讨论会，“它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文学理论闭着眼睛不理它是不行的”。

 “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要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化存在’中，提炼出自己的话语。”王先霈说，理论的创新是无止境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全球瞩目，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成为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强大经济体，发生了许多极其深刻的社会变化。这里面带来的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人的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文学理论上得到反映，得到回答。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本土化的文学理论。（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来源：《长江日报》（2021年5月8日第六版要闻）

http://www.cnepaper.com/h5/cjrb/html5/2021-05/08/content_15267_4420913.htm?cu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