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六起）陈时与邹昌炽、严士佳、鲁济恒，（左一起）胡竞存、方宗汉、刘绍书等中华大学名师

“陈校长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中国确实罕见。我们知道陈校长热心教育的精神与惨淡经营的情况，特别佩服！”这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与武汉市黄陂区在二程书院首发《中华大学校长陈时》时，笔者重温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话语。

毁家兴学

说到陈时的办学源头，可追溯到书院教育家、程朱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世称二程）。因二程生长于黄陂、学于斯，自宋代起这里相继建有双凤亭与二程书院等。而二程书院既曾与濂溪、南岳、岳麓等书院齐名，又是陈宣恺（1847-1917）陈时（1891－1953）父子早年读书的故址。1891年4月23日陈时生于湖北黄陂望族，本名作毅，号叔澄；其父陈宣恺为清末举人，人称“陈员外”，历任蕲州学正、湖北参议会议员等。陈时的15个堂兄弟中，三人留学日本，其十哥陈仇九则致力于实业兴邦，投资修建了黄陂第一条铁路与公路。

留日加入同盟会时，孙中山告诫陈时：“革命的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学问为立国之本。”陈时认为，只有大学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所以，他取名“映寰”明志，将为国育才、振兴中华作为人生目标。1910年，经陈时建议，其父仿效日本私校学制在武昌创办了中华学堂，校名取自“振兴中华”。

学成回国后，陈时不忘初心，参加了武昌首义，出任湖北军政府财务秘书。而民国副总统、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又是陈家姻亲。在常人看来，陈时完全可以凭借其背景与家族财力，在政商界大显身手。

“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这是孙中山1912年4月访问武汉演讲的要旨。陈叔澄心领神会，认为民初最要紧的社会事业，就是“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民要图”。于是，他又取名“陈时”，意在表达“教育强国、正逢其时”的决心。并说服其父陈宣恺昆仲一不依赖官府、二不依赖洋人，先后变卖田产三百石（约1800亩），趁辛亥鼎革之机，于1912年5月13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本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同时，陈时还响应孙中山号召，与湖北同志一道投身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竞选，以制衡北洋军阀。并于1913年春，他在湖北选区高票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众议员。

筚路蓝缕

民初的“首义之区”，是南方革命党与北方袁世凯集团的角斗场，暗流汹涌。对于陈时父子教育兴邦，有人却嘲讽陈宣恺纯属“哗众取宠”；讥讽陈时“自不量力，志在做官”。他们甚至在陈时更名上大做文章。

事情是这样的。陈家按照族规，将陈叔澄留日期间之“陈映寰”改为“陈时”，并载入续修《陈氏宗谱》中；而重新续修宗谱需要一笔资金，陈宣恺捐资万元理所当然。同时，议员竞选期间，陈时父子依惯例在中华大学竞选总部以“流水席”款待选民三天。于是，那些人便罗织“续修宗谱更名，贿赂省议会与选民”的罪名控告陈时。迫使审判厅裁决：陈时“当选无效”。陈时据实上诉，而在缠讼过程中，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不久竟然取缔国会，导致此案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业已分化的革命阵营内部，有人无端指责陈时身为同盟会会员，是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代理人；有人甚至怀疑陈时投入到与党人渐行渐远的黎元洪怀抱。

“任尔东南西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面对来自不同阵营的明枪暗箭，陈时父子虽然感到苦恼与愤怒，但他们心底无私天地宽，苦心经营“中华”，用办学业绩说话。

当时的湖北是国立、私立与教会大学三分天下。国立大学由国家拨款、教会大会有洋人资助，只有中华大学，仅靠陈家捐资维系，杯水车薪，举步维艰。为此，陈时初迁武昌时，以租房偏居一隅。黄陂楼房变卖办学后，一大家人迁居武昌，才在学校所在地昙华林买了一栋旧房。为节省开支，家里的地板腐烂了也不更换，只在上面加一块木板将就着用，被人戏称为“橡皮地板”。

同时，陈时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集思广益，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襄助中华大学。他采纳华侨校友梁绍文的建议，两度跨洋过海，为学校筹措到第一笔海外捐资；每年大年三十除夕夜，人们大都在家“守岁”，他却提着礼品，前往那些全力支持学校发展的教职员工、社会贤达与资助办学的人士家里拜年。

为了让名师的实际收入不低于外校，陈时特许名师适度在外兼职。在他的感召下，创校元老、国学大师与教育家刘凤章、李式金鼎力相助，延揽了鲁济恒、邹昌炽等名师来校任教，教学相长。1916年底，教育部派专家对中华大学的办学质量进行了全面视察与评估，其考察报告云：“视察时，大学商科授英文、商业史，教员稽岑孙，讲解尚明了。……预科三年级生授国文，教员方彦恂讲述文体源流，颇有条理。……综观该校编制，教授尚无不合。”

次年6月，教育部首次举行全国公私立大学选拔留学生统考，中华大学有5名绩优生被录取，一举夺得了全国高校的团体亚军。有感于陈时的办学兴邦，武昌乡绅安俊卿特地向中华大学捐赠了东山（俗称小龟山）全部地皮，作为大学的建筑用地。

名师治校

校训是一个学校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办学之初，陈时结合中国书院教育与日本私校的特点，制定了中西合璧、德才兼备的“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教授治校、培植学问报国的校风学风。为陈时的真诚所动，海归名师邹昌炽、严士佳等均甘愿追随陈时左右同铸“中华”丰碑。严士佳如是说：“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切外来的诱惑，愿与陈时校长共甘苦而不去。我想，换一个位置可能钱多一些，可是‘袁大头不会对我发笑。而我的学生在街上碰到我，老远就笑眯眯打招呼：严老师，我陪您老人家干一杯吧！ 每想到此，我感到其乐融融！”

弟子余家菊在邹昌炽调教下、凭借英文功底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走上教育兴国之路。余家菊回忆道：“邹先生是宜昌人，我的英文知识完全归功于他。我21岁便翻译英国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这本书很受国人注意。”王亚南在陈时与严士佳的启迪下，勤工俭学，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与教育家。

自1916年5月起，陈时开设中华大学“名家大讲堂”，对各类学派兼容并包，出现了国学、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百位中外名家在这里“争鸣”。形成了“华蔡孑民，军蒋百里，政顾维钧，杜威哲学，康梁史经，一时鸿博，靡不莅临”的盛况。其中，有两位身份独特的学者联袂开讲：一位是身穿袈裟的佛教大师月霞法师，另一位是声噪中外的国学大师黄侃。“和尚登上了大学讲坛”顿时引起了轰动，甚至非议。而陈时认为，佛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在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新增课程宗教学，并聘请在佛教界与学术界已负盛名的月霞法师和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黄侃来校讲佛论教。即，由月霞法师主讲、黄侃教授助讲，如此黄金搭档产生良好的讲学效果，终使“请和尚上课”的鼓噪销声沉寂。

1920年11月，陈时与余家菊又促成美国名哲约翰·杜威（John Dewey）博士到校演说。杜威所讲“实业教育”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1923年盛夏，陈时作为中国代表在旧金山出席“万国教育会议”期间，又因交谊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著名教育家泰戈尔，促成1924年5月25日泰翁应邀来汉演讲。陈时设宴款待时，泰翁介绍了在京过生日梅兰芳主演《洛神》助兴，梁启超为其赐中文名“竺震旦”。“竺”即指“天竺”印度；“震旦”是印度对中国的旧称！ 次日，学贯东西的泰戈尔与辜鸿铭联袂走进中华大学讲堂。陈时介绍，泰翁让东方神韵响彻西方云霄，问鼎诺奖的《吉檀迦利》，曾被誉为“精神生活的灯塔”。泰氏的激情演说，由徐志摩现场翻译，要意是：我看着你们年轻的面目，闪烁着聪明与诚恳的志趣！此次我来中国不是传教，唯有从精神文明实地修养来宣传一番！ 在互动环节，哲学系学子问辜鸿铭是怎样评价泰戈尔及其哲学思想？“怪杰”辜鸿铭则说，泰氏的学术观点“过于华丽多彩”，大家“仍应坚信伟大的哲人孔子”。继而，他又话题一转，赞叹了泰氏的东方神韵融入西方文学之中。1924年6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辟为“泰戈尔”专号。

烽火弦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时率师生作捍卫国土宣誓时，结合史诗《长恨歌》《石壕吏》即席吟诵七绝一首抒怀，诗云：“莫诵当年长恨歌，人间到处有银河。石壕村内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1932年春，李顿率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实况。调查团抵汉，陈时在主旨发言中，以自己的留日背景，介绍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概况，以及中华大学师生公开通电《本校致外交部转国联调查团电文》，望调查团倾听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制裁日本侵略者扰乱东亚和平、蔑视国际权威之暴行。经邹昌炽翻译后，李顿听后回应说：“我们此次到武汉来，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观察，了解到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要求维护国权的呼声……”

武汉成为中国抗战临时中心期间，陈时一方面组织师生投身抗战宣传，同时邀请蔡元培、冯玉祥、陈立夫、范长江、王亚南等来校演讲，还筹组抗战教育会，筹备西迁办学。

当时，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私立大学搬迁，中华大学的搬迁与重建只能自行解决。其间，陈时收到了日本外交官重光葵的亲笔信，他以老朋友的身份要求陈时留在武汉办学、共建“东亚共荣圈”。而负责攻略武汉地区的冈村宁次，青年时和留日的陈时有过诗词唱和，也通过相关渠道拉拢陈时“合作”。一身正气的陈时认为，这些“朋友”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更与自己投身辛亥革命与做人的原则相悖，更对不起“中华大学”四个字！ 于是，他引经据典地电复重光葵。云：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决不会以个人的私交叛国投敌，我与我的同胞会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直到收复失地！”

同时，陈时用黄陂方言告诫家人与弟子：“丢丑卖国”的事决不能做！ 而应牢记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千古名言，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弟子张光年正是早年在中华大学受反帝抗战教育熏陶，武汉沦陷后率抗敌演剧队又目睹黄河船夫号子所感染，便激情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冼星海听后倍受感动，抱病为此诗谱曲，即引起轰动效应的《黄河大合唱》。如此珠联璧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西迁巴渝，一波三折。陈时先将学校迁往路途较近的宜昌后坪小溪塔。哪知，仅复校三周，日机对鄂西宜昌一带狂轰滥炸，无法在此继续上课。陈时只好安排员工再把这些东西装箱用木划子分批往长江上游运，快到重庆时，木船上不去，只有用人来拉纤，师生员工有的坐木船，有时下来步行，辗转来到重庆。

中华大学迁重庆庙堂办学，仍常遭日机轰炸，死亡时刻威胁着师生。于是，陈时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在校园旁的涂山石壁处，开辟了一个容纳三百人的马蹄形防空洞，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师生员工就近进洞躲避，初步缓解了惊慌心理。

“粮道街缺粮，米市街乏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武昌校区位于粮道街，重庆校区又是米市街道，但陈时常常为学校无米下锅发愁。在重庆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困窘几乎使陈时无法承受。他曾回忆：“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为了让贫困学生生活有着落，陈时就发动学生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所以，学生大都按自己的专业或在中小学代课，或当家教，或在银行、企业兼做会计等。

流寓巴渝七年间，陈时坚持五育并举方针，始终将爱国教育列入首位。学校成立了京剧团、话剧团与大地合唱团等，寓教于乐。他还亲自执笔为中华大学创作了意境深邃，气势磅礴的校歌歌词。歌词云：“江汉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俱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难怪周恩来曾称之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

行为世范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陈时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的。早在1915年初，陈时斥巨资创办校刊《光华学报》时，就发现高足恽代英的才气与能力。所以，在《光华》出版第三期后，就交给恽代英一试身手。恽代英小试牛刀后，进一步激发了他为母校争光的责任感与献身社会的使命感，通过学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宣传新文化、新思潮。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对其大加赞许。换言之，陈时创办、恽代英改版的《光华》是武汉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1918年秋，陈时将哲学系首届毕业绩优生恽代英、余家菊、冼震（百言）等，分别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学监与教员。1919年3月，陈时资助恽代英与林育南、胡业裕等创办了学生进步校报《新声》公开出版发行。

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北当局于1919年5月7日颁布了临时戒严令。陈时决定于“五七”国耻纪念日在校内召开一个特别的全校运动会。他在讲话中，要求师生勿忘国耻，振扬国雄精神。体育部书记恽代英则率领振臂高呼“不忘国耻”“振扬国雄”响彻云霄！ 接着，又是陈时支持，恽代英将中华大学作为武汉五四运动的总部；5月29日，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一份学生刊物、恽代英主编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学生周刊》，也在中华大学创刊。继而，恽代英率先参加由李大钊、王光祈等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利群书社……

因陈时在五四运动中暗中保护恽代英、林育南等爱国师生，他因而被列入当局的黑名单。有人担心陈时人身安全，劝其暂时回避。陈时则入情入理地回答：“我的学生被军警逮捕了，身为校长岂能置身事外？ 至于我个人，是从辛亥革命炮火走过来的，更不会怕这些事的。”

经过在中华大学的历练，后来恽代英与施洋、林育南、胡业裕、萧鸿举等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成为一名革命家。

四十年间，中华大学的万名及门弟子遍天下，尤其是培育了政治家刘仁静、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陈昌浩、万国权，哲学家冯友兰，教育家余家菊、王亚南、陈启天，外交家涂允檀、文学家张光年、书法家王遐举等名人俊彦，光耀中华。

“师道永继”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与张群等大员曾力邀陈时赴台办学，但陈时不为所动，坚决留下来投身新政，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土改委员等。并将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国家，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高度赞赏。

举师范旗帜，铸教育品牌。陈时父子创办的中华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不靠政府和外国人而独立创办的私立大学，将中国古代兴办私学的教育传统和近代西方大学体制相结合，开创出符合近现代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模式。华中师大副校长彭南生如是说：“传承中华大学精气神，是华中师大的既有传统。近年来，华中师大社出版了《恽代英全集》《中华大学在重庆》《陈时与中华大学》等文史著作，与此次推出的长篇传记文学《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以文史交融的方式，追怀先驱光风。”

末了，中华大学校友万国权先生追怀陈时校长的铭文仿佛在耳边回响。诗云：

“毁家兴学，淡泊名利；作育英才，鞠躬尽瘁；一代斯人，爽也不昧；高风亮节，师道永继。”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2年6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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