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社“荆楚文库”项目负责人魏耀武在《光明日报》发表《校勘工作中的“小疵”与“大体”》，文章如下，今与爱书之人分享：
《韩非子》云：古之全大体者，不吹毛而求小疵。后世之人常把“求小疵”与“全大体”对立，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小疵”与“大体”作为关系和范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它们也存在于古籍校勘工作中。对于校勘工作而言，“求小疵”乃职事所在，无可厚非，其与“全大体”相辅相成，本无抵牾。不过在实际校勘工作中，由于简化或悖离校勘的本义，确实存在“得小疵而失大体”的情形。为了匡正此弊，校勘工作中宜用两副姿态读书，一为求疵于人，一为求益于己。
求疵辨证，事关大体
所谓天下无不误之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讹、脱、衍、倒等各类瑕疵在所难免。校勘的目的在于辨明醇疵，消除舛误，恢复本真，嘉惠士林。校勘工作是文献整理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关大体。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曾详叙一例，借以申明校勘兹事体大，不可小觑。《后汉书》卷三《郑玄传》引郑玄《戒子书》谓：“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据史籍记载，郑玄不独学问精深，德行也为时人所推重。《郑玄传》引文却谓“不为父母昆弟所容”，这引起了历代学者的怀疑。直到乾隆六十年，学者阮元主持山东学政，亲往郑玄故里高密，在积沙中发现金代重刻的唐代史承节所撰碑文，碑文中相应句确无“不”字，以此断定当时通行的《郑玄传》必衍。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说明了理由：
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学不能为吏以益生产，为父母群弟所含容，始得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故传曰：“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书因为父怒而妄加“不”字，于司农本意相反。
阮元的门生陈鳣后来偶得元刊本《后汉书》对勘，其中果无“不”字。清人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有感于此事，谓：“郑公心事，为浅人所诬久矣，得此乃大白。有元刻可证，则亦非范史妄加也。校书之有功于先儒如此！”阮、陈师生相继，使积案终成定谳，功不在小。
陈垣先生以元刻《元典章》以及诸本校勘沈家本刻本，往往一字之勘，即能解决积久未决之公案。兹略举一例。沈刻《元典章》谓该书“颁行四方”，陈垣先生发现元刻《元典章》中实为“板行四方”。陈垣先生认为：“板行之义，与下文‘梓行’同。据此一字，知此书是当时地方官吏所纂，非中央政府所颁，无怪乎《四库提要》疑其始末不载于元史也。今改曰‘颁行四方’，则此书是当时中央政府所颁矣，然后何以解元史不载也。”（《校勘学释例》卷六）陈垣先生以此例说明“一字之误关系全书”，也即勘正一字，关系全书。如果联系相关史籍来看，此例的意义实则并不局限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校勘事关大体，不仅仅是指校勘关乎一诗、一文、一书之大体，有时甚至关系一类书、一门学问之大体。晚清藏书家叶德辉称校勘“有功古人，津逮后学”（《藏书十约》），诚非虚言。
欲明辨小疵，必先识大体
段玉裁云：“校勘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审订异同，只是校勘工作中的初步，校勘之难能可贵者，在于考辨是非。在校勘工作中，常常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推理和考证。
陈垣先生总结校勘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对于校勘四法之理校法，陈垣先生有云：“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实际上，理校不仅是其他校勘方法的补充或不得已之法，也通常是校勘工作的起点。进而言之，本校法、他校法当中实际上也包含着理校的因素。理校法在校勘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怀疑来浮现问题，提出假设，进行推论。理校法最能考验校勘者的知识储备。王国维有言：“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后半句可以这样理解：知识的增长与怀疑的增长成正比，只有具备了丰厚的知识储备，才能于习焉不察处有所疑。怀疑不仅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能力。因此，不掌握一本书、一类知识、一门学问的大体，则难以具备辨别瑕疵的能力。以古籍中注文搀入正文的谬误来说，由于古本难觅，此类错讹往往陈陈相因，日用不觉。钱大昕曾根据文章体要、文体风格，结合避讳的相关常识，怀疑所见《后汉书·郭太传》末段文字为李贤注文淆入，后来他搜得古本对勘，证实当初所疑不妄。
钱大昕校理群书，诸法并用，成就斐然。以钱氏等学者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所以汲汲于考据，一是因为时代政治的高压，一是因为志在反拨前代空疏学风的个人追求。如果钱氏不得经史等学问之大体，他们在考据方面绝不可能卓然成家，为学林宗师。清人凌廷堪谓钱氏“学问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言明钱氏的学问体系、思想见识和校勘成就之间的因由，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关系，诚知人之论。
“得小疵而失大体”的救正之道
不可否认，校勘工作中确实存在“得小疵而失大体”的情形。目前业内对于古籍类图书的质检规则，因仍底本的讹误一般不予计错。这样一条通行规则本来是为了防止逞臆妄改之陋习，但一些校勘人员为了规避风险，急于事功，独用对校一法。校勘时只顾异同，不论是非，眼里只有字形，于全书义理则无暇体会。此外，古籍中误、脱、衍、倒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有些校勘人员凭借多年经验，在未得一书大体的情况下，也能发现一些舛误。急于事功、因熟而俗的校勘，实际上削减了校勘的本义。
尚有另一种情形更值得警惕。一些古籍校勘者虽悉心校读，初知一书大体，指谬亦多，但却因得小疵而生骄矜之气，拒大体之醇而不取。如此经年，最终一无所获。此种校勘，纵然犁扫纰缪，有功古人，有利来者，却唯独无益于自己。此类情形令人惋惜，也较为普遍，值得一议。校勘本功德事，指摘小疵，嚣嚣攘袂，别怀私意，实悖离校勘之本义，古今有识之士所不为。陈垣先生校勘沈刻《元典章》，得舛误一万二千余条，但他对沈氏多有回护，毫无矜张之气。他在《校勘学释例序》中写道：
且沈刻之误，不尽由于沈刻，其所据之本已如此，今统归其误于沈刻者，特假以立言耳。六百年来，此书传本极少，《四库》既以方言俗语故，摈而不录，沈氏乃搜求遗逸，刊而传之，其有功于是书为何如！沈刻固是书之功臣，今之《校补释例》，亦欲自附于沈刻之诤友而已，岂敢齮龁前人耶!
余嘉锡先生劬劳有年，剖决精微，著《四库提要辨证》，于纪氏之作多有指瑕，却设身处地，乐道前人之功，其境界之高阔，令人感喟。其序中有言：
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陈垣、余嘉锡两位先生的成就远非校勘、目录之学所能范围，他们二位都堪称博通而又专精的史学家。中国传统学术讲究道德、学问并重，二位先生对待前人醇疵的史德与史识，对于从事校勘的后来者当有所启迪。
清人梅曾亮有云：“窃以为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而已，专求其疵，则可为吾益者，寡矣。”（《答吴子叙书》）从事校勘，求疵指瑕，辨明是非，乃职事所在，固无不当；但梅氏此言，实可作校勘之警语，须知校书人也是读书人。知识总是以体系化的方式存在，知识之所以具有力量，源于体系的义理，源于义理的普遍运用。饾饤之得，往往不成体系，难以称作知识，只能称作“知道”，除作浅薄炫世之资外，难以用世。求疵不等于求知，校书亦不等于读书。张之洞《輶轩语》云：“校而不读，便成笑柄。”从事校勘，当有两副读书姿态，一为求疵于人，一为求益于己。所谓求益于己，即切就己身，取古人之大醇，烛照自己的现实人生，身体力行地创化传统。
（作者：魏耀武，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荆楚文库”项目负责人）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1月28日 第11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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