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编注者古远清是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权威，著述颇丰，与海内外作家、学者联系颇多，数十年来，鸿雁往来，裒然成帙。编注者从珍藏的数千封来信中，选取近700封编成此书，涉及近200位著名作家、学者。不少都是知名人士，如李何林、臧克家、胡秋原、余光中、陈映真、刘以鬯、纪弦、王鼎钧、易中天等。所收书信，或因写信人影响大，或因涉及文坛纠纷，或披露文坛掌故，具有一定的当代文学史料价值。

古远清，广东梅县人，1941年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监事长。著有《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台湾当代新诗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庭外“审判”余秋雨》《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世界华文文学概论》等60多种作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武汉封城已有月余。甘当宅男的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的房子是这么宽，客厅布满四壁的书橱书是这么多，因而我一下床，就成了逛书店；到阳台做体操，就成了逛公园。如果离开小区去买米，就要登记和开证明，这有点像我去年到宝島讲学办签证，因而戴着白花花的口罩上街买生活必需品，大概就相当出境游了。 “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我生平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时间竟完全属于我。这时不用外出开会，不用外出讲学，不用外出会友，当然也不用外出应酬，因而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另一位帮我植字的宅女也就是“老秘”一起奋战，完成了为《名作欣赏》杂志编的《古远清八秩画传》，另又编注了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近二千封尺牍选出来的《当代作家书简》。在自我隔离的春节，我就这样闲出了成果，“宅”出了花儿，终于将从旧金山来，从悉尼来，从首尔来，从东京来，从曼谷来，从新加坡来，从吉隆坡来，从香港来，从台湾来，从北京来，从上海来的尺牍厚厚一大册，像鲜花一样揷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前。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创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读作品。但作品毕竟是公开的，是写给所有愿意掏腰包买他的书的人看的，而带有私密性的尺牍，是专门写给收信人看的，“匆匆不暇草书”的文字是不设防的，不似写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要防后人将其出版。他们下笔时心态宽松，非常随意，没有任何顾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读作品，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读他的书信乃至日记，这才能窥探出作家的全貌。当然，有的作家把写日记视为奢侈行为，我也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比如同是诗人，写实派的臧克家给我的68封信中，从不出现“酒”字，而浪漫派美国诗人纪弦，短短的一封信就两次提到酒，还自诩为“四大饮者”。作家是如此，学者也不例外，如同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洪子诚，一个爽朗，一个矜持；一个喜欢和作家交朋友，一个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一个乐于为别人写序，一个对索序者有超强的“免疫力”，洪子诚的书也从未有别人写的序。 我原先研究大陆文学，以研究大陆新诗为主。在80年代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时，和臧克家、公木等众多诗人通信。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普及，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正因为通讯工具不发达，连打国际长途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就是批准下来还要等上一星期，所以古人说的鱼雁往来，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挥毫写字而是键盘敲字，许多作家至少会选择一声铃的电话而不会选择一张纸的信。 尺牍虽短情意长。重温这批字字见情的书信，我感到友情的可贵。我在海峡对岸出版了16本书，每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这些书信便记载了我与他们交往过程。这些当年还未识面的朋友或及时给我送来急需的资料，或帮我整理文稿，或帮我找到全套的台北《文讯》杂志。去天国多年的台湾作家何欣、刘菲以及还在台北辛勤笔耕的李魁贤，都伸出过他们的援手。这些书信，可说是海内外文学交流的见证。当然这里有曲折——或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或因文学观的不同产生了碰撞，其中台湾高準等人的书信，便记载了这种交流所走过的不平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