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无疑是一面耀眼的旗帜。学术文化界与出版界都推崇有加，对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不吝喝彩。新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以商务印书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或如史春风、李家驹关注“商务”与中国近代知识、文化、教育的关系，或如杨扬以“商务”以及“商务人”为个案考察民间出版在历史沿革与时代变迁中的兴衰，或如王绍曾、张人凤、王建辉等将笔墨用于勾勒“商务”涌现出的出版家张元济、王云五等的出版活动，并站在追昔抚今的后据点上给予评述，阐发启示。这样的多角度观察与剖析，将“商务”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淘洗出来，并抬升为一个符码，一个文化的符码——灯塔式的标志，在开启民智、绍介新学、开创风气方面烛照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成为“可比肩北京大学”的学术文化的“星座”[1]。

一、变换视角：企业经营与企业制度

“商务”的高度，是由一批又一批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出版物及其内蕴的精神财富所赢取的，通过爬梳、整理这些出版物的出版与传播过程，自可发掘出“商务”之于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当意识到考察对象是一个文化企业时，“商务”的成功也许不能简单地从文化符码中寻找因由，同时也需要将视角投向它作为企业肌体的“基因组”。出版企业的特性，就在于发展中兼顾两个效益。中外出版史上，亦有对学术文化建设满腔热血却因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导致难以为继的例子，在此不必赘言。所以，商务在文化上的成功，使之能源源不断推出精品的保障与支持，是它作为企业在经营上的成功，那使它成为民国时期出版界“冠军”的，“除了人才，机遇，更重要的是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运用与日渐完善”[2]。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从企业属性的角度研究“商务”的论文，或侧重文化企业管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或选择某一个特定的时点或时段，而从这一视角切入的专门而系统的专著尚不多见。范军、何国梅的著作，于近期付梓的《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在笔者看来，确是以“商务”为个案的企业研究，考察的是“商务”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与管理制度，以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版权管理、市场营销等企业要素和环节。该著深入到了“商务”运转的架构与机制问题，以详实的史料和具体的分析探讨了“商务”成功的不可忽视的“企业性”。这一叩石垦壤的发掘，让“商务”在文化符码之外又作为企业符码凸显出来（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同样成为民国时期产业经济发展的高塔。

以这一视角切入对研究对象——“商务”的考察，决定了该著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书籍出版史，也不会仅仅停留于企业经营史，而是立足于史料，从企业发展的若干决定性因素中选择至关重要的企业制度建设，围绕这一中心，充分挖掘不同时期“商务”在产权归属、股份设计、资本运营、组织机构以及经营策略等方面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制度，不仅力图还原其基本形态，厘清其演变的过程，而且还分析其原因，思考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出版的借鉴意义。这样的理路暗合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总结的考察人文社会科学对象的三个层面：形态、历史、意义，形态重在客观描述，历史重在贯通梳理，意义中则凸显出作者跳脱于前二者的独立性来，要从当下的个人境遇与时代背景出发去观照、提炼与阐发。由此，“物理性概念、历史性概念与心理性概念”就“参与了一人文对象之描述”之中，共同组成“综合的观察方式”[3]，而作为企业的“商务”，也就在这三个层次的分述与整合之中，在彼此之间的交互关系中揭开了迷人的企业“面相”，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企业成功的内在要诀。

二、描述形态：对象的基本面貌

对一个考察对象，若要做穷形尽相的描述，往往是选取静止的时段，不考虑它的运动与变化。形态也是外显的，对它的捕捉，考验的是描述的准确性。《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显然试图反映这种准确性，体现了研究者的严谨与学术自觉。

基于对形态特征的把握，该著也试图将商务企业属性的基本形态外显出来，从而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在宏观介绍中国近代出版企业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有选择性地拈来《申报》、亚东图书馆、万叶书店等几乎与“商务”同时起步的文化企业进行对比观察之后，“商务”在中国近代文化企业中的位置就一目了然了，这类似于一个电影镜头从远景拉向近景，并很好地完成了圆满的“定格”，为之后的“特写”留下了广阔空间。全书的基本框架由此确立，分章展现“商务”企业制度的几个方面：”产权制度”一章关注产权的归属、支配、处置及收益分配问题，同时述及资本运营的多元策略及其收效，从中不难发现，“商务”几乎从成立之初就很注重企业制度建设，产权比较明晰，运营做到了主业突出、投资灵活，“走出了一条以出版为中心，跨媒体、跨行业的专业化与集团化的发展之路”[4]。“组织制度”一章勾勒“商务”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职能、权限，经理人与监察人的角色、权责条分缕析，并以直观的图示展现了业务部门的架构，指出直线职能型的组织机构保障了企业运转的流畅有序，增强了适应市场的企业活力。“管理制度”一章则深入到了企业日常管理的微观层面，对人事、财务、生产、发行、版权管理各个环节的具体制度进行细察，这些行之成文，同样行之有效的制度，既体现了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也展示了开拓性与创新性。至此形态描述完成了由表及里，由轮廓到细节的全过程，作为企业的“商务”形象也因此栩栩如生。

三、梳理历史：制度的发展脉络

企业的发展不可能是静态的，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也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需要在企业内部的施行之中经过探索不断加以修正。因此，对形态的观察又必须置入时间的维度：将不同时期的形态截面串联起来，这样便形成了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又不仅仅是事实材料的串联那么简单，具体到“商务”而言，企业制度随着时间轴演变，必然有它的原因。历史研究就需要穷原竟委，呈现变化的过程同时探询它的来龙去脉。

卡西尔说，“历史的职责并不单单在于教导吾人认识过去的或既往的存在与生命，而更在于教导吾人去诠释之。”[5] 如此，对“商务”过去既存的企业制度的考察，对历史研究而言，就既要客观呈现、衡量它的本来面目，也要在合适的时候从故纸中跳宕出来，将“历史记忆”与研究者的“个人心境”关联起来，以主观的情感与意志去同情、理解那在回忆中复苏的运动的形态，从而去主观把握具体环境中的演变规律，使之落实为历史的逻辑。客观与主观如何取得平衡，这是考验研究者功力的关键。而该书的著作者之一范军先生，本是出版史研究的行家，对尺度的掌握恰到火候。读者在阅读中当可发现，历史的视角和历史的线索始终贯穿于形态的描述之中：一方面，史料的丰富、充实让企业制度的形态描述更加准确、生动；另一方面，时间轴内隐却始终存在于对制度的剖析之中，“商务”半个世纪的各项企业制度，其演变轨迹也随着研究者理性的主观分析而清晰可辨，“商务”的企业形象，在多维度的透视中也变得更加丰满而立体。

四、发掘意义：言说的当代价值

该著的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商务”企业制度的形态描述和历史勾勒，这样的两个层面，其本质是一种言说活动。言说，是有意义的。在卡西尔看来，既往的考察对象“具备和保有着一很特别意义的‘现在’”[6]。 这一“现在”是与言说者的个人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当前，中国出版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集团化、股份化、多元化的发展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这一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会在改革中碰到许多新问题，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何辨析“商务”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教训，书中多有论及），联系当前的文化企业发展中的具体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显然也是作者的重要意图之一。该书的作者，既从事出版史研究，同时也从事出版企业的管理工作，自然会联系实际进行阐发。作者意识到，当前出版企业如何取得健康良性发展，“企业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都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而“分析商务印书馆在企业制度建设上进行探索的成果和留下的经验，正是期望能为此提供些借鉴和参考”[7]。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该著往往选取适当的时机从“商务”的制度分析中抽出身来，结合“商务”的启示，对我国现阶段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具体问题做出思考并试图给出答案。而这样的一个过程，正是对考察对象的意义提炼，从中萃取的带有企业发展规律性的结论，也可启发当代出版人，在出版实践中加以消化吸收，不断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探索良性化的企业发展道路。这正是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发现的“现在”，正是“文化符码”被表述、阐释的当代空间。

当然，对作为企业的“商务”的研究，企业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值得挖掘之处还有许多。而在企业管理层面，企业的战略管理、企业的自我评价管理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法国学者戴仁曾说，“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调合程度”[8]。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多是文化人，愿意展示 “理想的一面”，对“商业的一面”不愿多谈；研究者的文化身份更是如此，这导致对象的企业属性一定程度容易遭到忽视。令人欣喜的是，在出版文化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重视对出版的企业属性的研究，对于意义。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切入的出版研究，全面展现成功出版企业的完整“面目”，并充分挖掘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