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纸和印刷术的故乡，其出版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我们将出版文化宽泛地定义为“是伴随着出版活动所产生的有关文化形态”（1），并以此来观照过去的相关研究，那应当说，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时间并不算短，取得的成果也不算少，一大批以“书史”、“书话”、“出版史”、“印刷技术史”、“藏书史”为名出版的研究著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与出版史紧密相关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文献学研究，那更是中国学者的传统强项。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者，都逐渐跳出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和技术史研究的范畴，不约而同地将视野转向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对中国出版史上各种问题（尤其是出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探索（2），有了不错的进展。日本学者井上进撰写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该书在如下几个方面深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一、开阔的研究视野

井上进“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关心中国的出版史了”。他喜欢中国古书，爱读有关版本和藏书家掌故方面的书和论文，积极参与日本汉学界的相关学术活动，撰写并发表了一批中国出版文化史方面的学术文章。爱好和勤奋，奠定了他在日本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站在旁观者与内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他得出的结论，虽然让人有一些不快，但不得不承认它是很有见地的。

作者认为，“出版文化史这个研究领域不属于传统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这些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显学，以书籍文化史、出版文化史为对象的研究“显得尤为滞后”。（3）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在书籍、出版文化史的相关叙述中，即使是辅助史料也找不到”。换言之，“书籍乃至出版文化史是一个极少能够依赖以往历史叙述的领域”。另一方面，以往的出版史学研究，深陷目录学窠臼，“极大地限制了近代书籍、出版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作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提出，要“跳出以往目录学所设定的怪圈”，致力于“探索书籍乃至出版的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使自己的研究“跳出以往目录学所设定的怪圈”，作者做到了。综观全书，作者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少数书籍版本的变动考证，而是将与出版活动有关的书物、书人、书事等内容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出版史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不仅使出版史的内涵更为丰富，也为探讨古代出版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之间的关系打开了通道，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视野也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二、扎实的原始资料

中国出版文化史，乃至任何历史研究，基础和前提是要有丰富的史料及实物资料。以国外出版文化史学者为例，无论是美国的钱存训、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还是日本的井上进，概莫能外。例如，著有《书于竹帛》《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与印刷》《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美书缘》等蜚声中外作品的钱存训，是国外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成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出版文化史料及实物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钱先生有在国内多所高校担任图书馆馆长的经历，1947年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主要是负责整理该校远东图书馆自1936年成立以来所购置积存的中文古籍，同时进修图书馆学。他到馆时，馆内全部藏书已近十万册，其中不乏孤本和珍本，很多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所未存。他用十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馆内古籍的编目工作。这种工作经历，为他开展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史料的占有方面，作为日本汉学家，井上进所拥有的资源甚至要好过中国同行。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日本朝野对收集中国文化典籍向来是不遗余力的。近代以来尤其如此。仅1907年，日本近代目录学家岛田翰以十万两价格收购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就有“4000多部，4.4万余册，宋椠精品40种”。（4）这些流失到日本的文化典籍，相比之下，都保存得比较完好。在这些典籍中，“唐代的古钞本、旧钞本尤为丰富，而雕刻精良的宋版书籍也不少。元刻本、明清刊本则为数更多。其中颇有一些已经在中国国内失传逸亡的珍本”。（5）

井上进充分利用了日本各图书馆、文库的馆藏资料，从正史和私人文集中攫取了大量珍贵的出版文化史料，也查考了不少书籍实物资料。例如，他说，“关于明代的出版文化，我尽可能地看到明代出版物的实物，并一点点地收集关于卖书的个别的具体的史料”。这一点，还可以从该书每章之后所附的注释中得到印证。以致翻译作者李俄宪先生，为了把原作者的引文还原成汉语，不得不“核实将近2000多处文献，查找1000多册典籍，更困难的是很多相关的典籍我国国内根本没有被保存，于是只好到日本各大图书馆去复印、去核对”。作者搜集到的有关刻书、藏书，以及中国古代文人读书生活等等丰富史料，使得其著作一改同类作品“仅仅只是对出版整体状况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枯燥而平板的概说”的刻板印象，变得真实生动，具有了更多的可读性。

当然，在史料和实物的占有使用方面，该书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该书“前编”写作所征引的文献多为正史，比较单调，从征引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看，远远比不上“本编”。这虽然与印刷术发明前后出版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以及书籍实物存世数量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可仅凭可接触到的史料和实物来研究还原历史，总让人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

有学者在批判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时，说过如下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对于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说，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因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认识一定客观。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者间的桥梁——史料上。中国的乾嘉学派、疑古思潮的意义在这里，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的意义也在这里”。“由于特定的历史需求造就了对某些历史记忆的重新唤醒，这些史料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主要特征的认识，其它的方面就被忽略了，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我们要善于从其它史料中发现别的线索，从而赋予历史更加复杂的多样性。（6）

三、科学的研究方法

私下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其一，借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研究方法。井上进富有学术批判精神，对任何史料都舍得下功夫，以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是日本中国学奠基人岛田虔次的高足，也深受叶德辉、王国维、陈寅恪等中国学者的影响，自承“曾经读过陈寅恪的两部很有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上述成果，全是陈寅恪精深独到的研究成果，“正所谓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也”。（7）唐振常的这一评价，移至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也是适宜的，因为两者走的是同一学术路径。对书肆的考订，比较能反映井上进严谨的治学精神。一般认为，“书肆”一词的出现，见于杨雄《法言》中；《后汉书•王充传》中说：“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此后汉时有书肆也”。（8）经过考证后，井上进认为，西汉末年的“书肆”与专门买卖书物的“书店”还是相距甚远，王充站着看书的洛阳“市肆”其实跟长安太学附近的槐市差不多。（9）刘肃《大唐新语》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梁朝灭亡后，在被押往长安的俘虏中，有一个叫徐文远的人，“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但正史《旧唐书》中，相关记载却是“日阅书于肆”。“阅书肆”是“阅书于肆”之意，“绝没有明确提示书肆已存在”。（10）真正书肆的出现，是八世纪后期的事了。（11）这类“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的例子，在该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其二，引入了西方包括计量史学、统计学在内的研究方法。例如，明代重臣杨士奇在回顾自己收藏书籍的历程时，将收书难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收入太低。作者一方面阅读了杨士奇书中的题跋，以及“为了让子孙后代好好保存自己辛苦所得书籍而写下的每本书的收集记录”，另一方面又对写有题跋的302本书进行了分类统计，“明确是购买所得的只有7本，而其中从书肆处购买到的只有两本而已”，于是得出结论：“那个时代，但靠钱财就能够得到书籍的例子实在太少，甚至是微乎其微”。（12）

如果说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话，那必定是中外比较的欠缺了。在这一方面，井上进做得显然不如钱存训，以及《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一书的作者周绍明。有些看起来比较难得解释清楚的问题，通过比较的方法，就很容易弄明白了。例如，对于印刷术为什么首先在中国而非在西方发明?一般学者都认为印刷术发明的技术基础之一是印章的使用，但是西方使用印章早于中国，为什么西方的印章没有导致印刷术的发明呢?钱存训经过详细比较认为，虽然中西印章材料、用途大体一致，但相比于西方印章主要是圆柱形，中国印章多半是矩形，以及平底、雕刻反体字、刻字较多等特征，后者与印刷更为接近，它成为印刷技术的前驱，就不难解释了。（13）

总之，该书摒弃了宏大疏阔的叙事方式，而致力于通过细节和个案的发掘来还原中国古代的出版历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注释：

（1）李白坚.中国出版文化概观（楔子）.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2）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一书，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从宋代到清中期中国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情况，透过个人兴趣和行为，寻找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3）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前言）.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下文中，凡加引号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4）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2

(5)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290

（6）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明清史研究资讯，2015-06-16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叶德辉.书林清话 书林余话.长沙：岳麓书社，1999:28

（9）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6

（10）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0

（11）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3-64

（12）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8-139

（13）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附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博士、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