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气势恢弘的“纪念文库”正式出版。由这套文库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大学出版社的性质与宗旨、责任与使命。如今，中国出版业整体在向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迈进，大学出版何去何从成为出版界和教育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是，在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更加热衷商务、角力市场、追逐利润的时候，大学出版将肩负着越来越重的学术文化使命。

大学出版的使命是和高等教育的性质与基本职能紧密相连的。从本质上讲，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基本职能是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开展社会服务。而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履行其服务教育事业、弘扬学术文化的重要使命。在这方面，欧美的大学出版社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美国最古老的持续营业的大学出版社之桂冠当属约翰•霍布斯金大学出版社。该校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十分热心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并为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将出版社看作是“一所大学最崇高的职责之一”，认为“它能促进知识，不仅仅在那些每日听课者中传播知识，而且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他为大学出版社描述的这种清晰而特定的任务，适用于现代研究性学府及其出版机构，并成为它们的职责重心和创办宗旨。到1878年，吉尔曼在巴尔的摩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活跃的出版机构。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对大学出版也格外的积极，他于1869年在康奈尔最早使用“大学出版社”这个术语。而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珀把他的出版社方案看作是建构其整个庞大的学术大厦的必不可少的砖石和水泥。至于英国历史悠久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出版的重镇更是源远流长、影响至巨。

目前，我国的大学出版社面临着数字化、集团化的双重挑战。但无论改革怎样推进、风云如何变幻，大学出版社的职责与使命是不变的。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是建立和发展高校出版社的出发点，也是高校出版社广泛开展多样活动的立足点。学校的特色和优势往往就是学校出版社的特色和优势。依托百年老校，我们出版社始终把服务学校，弘扬学术，积累文化，传承文明作为自己的宗旨与使命。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出版社配合近代史所推出的这套大型文库，就是贯彻出版宗旨、履行文化使命的一个具体体现。以章开沅教授为领航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团队，近30年来在总结自身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和深化史料挖掘的基础上，基于构建在全球区域化背景下具有新理念、新视野、新方法特点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拓展和引领了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商会史、博览会史、乡村手工业史、近代社会群体、教会大学史和基督宗教史等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在国内外学术界亦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出版社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就一直追踪本校历史学科的进展，服务专家学者的研究，在陆续推出大型的《张舜徽集》《钱基博集》《桂岳书系》《华大学人研究书系》等项目的同时，编辑刊行的有关辛亥革命研究资料及专著、辑刊，总计近三千万字。这个“百年文库”其实是推陈出新、集成创新的结果，是一次整体性的成果展示。章先生常说：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而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套约1500万字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一次性隆重推出，不咎是一次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史学研究团队的列阵远洋。

如今，出版企业面临着来自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压力。其实，文化与经济的矛盾和统一是出版业永恒的主题。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之一，其真正的贡献在产业之外。在出版产业中，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终极目的。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将一如既往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学术为本，品牌立社，做“书比人长寿”的千秋事业。从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刊行，只是我们文化远航中的一段重要里程。对大学出版人来说，书以立社、社因书传的文化远航同样是永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