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梁氏启超，一生为政治求索无止！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方奎教授的《梁启超与立宪政治》一书，以生动而又不失严谨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生而为政治，求索无止息”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描述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前至民国初期那一段激荡的岁月里，对立宪政治所持的四种不同态度。在这段岁月里，梁启超由少年入青年而入壮年，可以说，梁启超人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当时的中国政治，这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天才政治家、思想家。

在这段岁月的初期，梁启超由一个没落王朝的旧举人逐渐成长为具有新思想的时代“弄潮儿”，当此时，不仅有“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磷火青青，更有列强环伺、“瓜分豆剖”的燃眉之急，“此诚危急天下存亡之秋也”！国士当救国难，在国家民族倒悬之际，梁启超毅然舍弃作为进身之阶的训诂词章旧学，积极从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寻求医治日益腐败的专制体制的“灵丹妙药”，通过自身的不懈探索和师友的提携与襄助，找到了他认为救中国最有效的药方，那就是君主立宪政治。他认为只有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对立宪政治的向往与尝试，此为第一种态度。

由康梁领导发起的旨在确立立宪政体的戊戌变法运动，持续了百日即为慈禧荣禄等顽固派血腥镇压，六君子血洒街头，梁启超亦不得不东渡日本以避难。有心为国却被当权者视作叛逆，如此世态，梁启超对宪政的态度亦有了微妙的转变。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于横滨创办了著名的《清议报》，以“倡民权”为首要宗旨，同时介绍西方学说。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对民权的倡导和民族主义的张扬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而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三民主义之中的两大主义，革命派认为美国为当时之世政治制度最为先进之国家。因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开始增进彼此的了解，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亦渐为革命思想所取代。此时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续发表多篇鼓吹革命、宣传共和的文章，引起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的不满和攻击，但梁启超顶住了师友的督责，誓要“焦舌秃笔”以求得救国之真理。力主破坏，倾向共和，此为第二种态度。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游历美洲，自2月20日启程横滨，至11月11日返抵横滨，历时8月余。这是他避往日本数年，较为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后，对美国共和政治制度进行的一次有目的的实际考察。经过8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梁启超见到了美国之繁华，也见到了美国之黑暗。以“三权分立”为原则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理论中所设想的那样完美无缺，贫富差距的赫然、选举中贿赂成风、南部诸州寡头政治的盛行、种族迫害的残酷等等，无不冲击着梁启超的心智，理论的美好并不等于现实的美好。眼见为实，共和制的美国并非梁启超所要的“理想国”，反而是君宪制国家，如英国、日本、俄国等国，对内尊崇君主，对外亦可伸张利益于中国。救国的道路，孰是孰非，梁启超又一次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进行了修正。放弃共和，重尚君宪，此为第三种态度。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1910，此时，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正在为如何应付国内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而焦头烂额，立宪派要求立即开国会，实行宪政，而清政府的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却拒不同意，顽固坚持三年的预备立宪期，正当清政府和立宪派争执不下之际，武昌起义的枪炮声终结了这场争执。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纪元——共和国时代。不管这个共和国是不是名实俱备，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从此有了一个神圣的坐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已成之局势，梁启超并没有去试图进行改变，而是尽自己所能，为这种新体制进行优化设计，尽自己为国为民的一腔热忱！在彷徨中走向共和，此为第四种态度。

梁启超实为近代中国之一大启蒙者，其《变法通议》、《新民说》、《时势与人物》、《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少年中国说》等曾使“举国若饮狂泉”，领一时风骚。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变动不居，但这并不能说明梁启超缺少政治主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治国的政治理念也并非一成不变，要随着具体国情的变化而变化，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之所以经过“四变”，最终走向共和，正是因为梁启超出于政治家的天然使命，穷尽毕生之力为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道路而求索不止！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董方奎 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精装，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