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学哲、方鹏程合撰的《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作者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和总编辑，此书初版也是出自台湾的“商务”。关于商务印书馆，大陆近几十年来刊行的史料汇编、研究论著也不算少，而这部出自台湾出版人之手的同类著作，仍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新的启示。

人物的评价。写商务史当然离不开对前后两位掌舵人张元济、王云五的评价问题。过去，大陆多研究张元济，充分肯定其人品与功业；因政治的原因对王云五则是一味加以批判和否定。直到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实是求是，有关王云五的研究才在大陆正常开展，学界给予了王云五优秀出版家的地位。《王云五评传》、《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文化“奇人”王云五》等著作先后刊出。王云五的回忆录《八十岫庐自述》（节选本）、《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也陆续在上海、南昌等地出版。这也算还了王云五一个公道。《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的第一作者王学哲乃王云五之子，书中对王云五评价甚高自不足为奇，溢美之处或当有之。实事求是地讲，王云五是优秀出版家，但做人做事至今仍有争议。正因其复杂，更值得深入研究；但又不能因其复杂，而否定其作为一个大出版家的良好素质和突出贡献。关于张元济，本书的论述、评析还算公允，这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孙毓修的评价问题。书中专有一节“孙毓修的童话世界”，称其“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童话故事、为知识分子出版古书籍，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与茅盾（当时与孙为商务同事）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的评价就大不一样。茅盾对孙毓修不说彻底否定，但至少是评价不高的。

论域的扩展。关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及重要人物的研究，既往的论述范围，机构主要是囿于大陆地区的，时间一般重点研究前五十余年（1897—1949）；人物多集中为张元济、茅盾、胡愈之等人，尤以张元济研究最著。《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在人物评析方面加重了王云五等人份量正如前述，而对机构的论述则两岸三地的“商务”都有专章分别讨论，其书第9章“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传统与现代 1947—”，第11章“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集团化经营 1914—”，这些就是以前同类著作中没有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书中也有专章探讨1949年以后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重整与发展”。最末的第12章“商务人谈商务事”，专收台湾商务几个董事长、副董事长王学哲、施嘉明、徐有守（此人著有《出版家王云五》一书在台刊行），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王寿南（编有《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撰写有《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等人的文章，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台湾商务特别是王云五其人的了解。该书前后有王学哲、杨德炎、陈万雄两岸三地的商务“老总”各自的序，也算是商务大家庭的一次成功合作，堪称珠连璧合。

历史的启示。我们以往的商务史研究，大多侧重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强调“商务”在引进西学、开发民智、扶助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这些都是不错的。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但我们也要注意，出版企业有产业的属性、经济的功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研究“商务”也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的，本书署为“百年经营史”（取其约数，实际是110年），就对出版机构的“商务”经营方面着墨较多，亦不乏启人思智处。书中有专门一章是写“1920年以前的经营方式”，另外又讨论香港“商务”的“集团化经营”，其他章节重关于出版企业经营人与事的点评，无不对我们今天的出版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商务，位居出版业的亚洲第一，世界前三，其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是值得好好关注和研究的。老商务，百年的文化思想史、企业经营史，都还可以深挖。百年商务是一座富矿，还应有更多人来不断开采。

2011年1月7日

（《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王学哲、方鹏程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