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的遗作《秦与楚》经由我社出版面世，此时正值张先生逝世一周年，此书的出版算是对先生的缅怀和告慰吧！《秦与楚》一书先生酝酿已久，执笔始于2003年，此时先生已受聘华中师大一年余。06年9月先生被确诊为直肠癌，病床之上先生不顾病痛，毅然写完此书。书毕十日，先生溘然长逝！天地同悲，日月齐哀！先生此书草创之时，多家出版社向先生伸出邀约之手，然先生念及对华中师大的感激之情，将此书交与我社出版，这使我们倍感荣幸。而先生的不幸离世，更使我们感到身上责任艰巨。如今此书得以出版，希望能慰先生在天之灵！

作为先生生前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此书的形成是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的。先生成名于北方民族史研究，后转向南方民族文化史，具体说就是楚文化的研究。张先生筚路蓝缕，艰辛探索，终成楚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多年的研究中，先生始终以“大知观于远近”的态度作为自己治学的指导，对此张先生的夫人董珞女士在后记中做了如下注解“研究楚文化，他（指张正明先生）既做微观研究，也做中观和宏观研究，既对楚文化做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又将楚文化视为周代中华文化乃至古代东方文化区的地域文化而做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秦与楚》一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张先生认为华夏民族性格的形成导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与楚，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先生认为“对于秦与楚，非做从头到尾的研究不可。”他将秦与楚比做“两股交缠的线”，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分为几个阶段，通过条分缕析的解剖，向我们展示了秦与楚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图景，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以及秦人和楚人的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时候始终认为“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即北有黄河文化而南有长江文化。”秦楚文化虽不能完全地代表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但她们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中极其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本书是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即通过对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个母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子文化的对比来印证华夏文化的二元耦合。本书的观点与作者长期以来的学术观点是一以贯之的。

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做到了张先生自己所说的“二难并”。1983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一次关于楚国历史文化的研讨会上，先生借用《滕王阁序》中两句话“四美具，二难并”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四美具”就是与楚文化相关的四个省份即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的学者要通力合作。“二难并”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要倾诚共事。在本书中，张先生始终坚持历史学方法和考古学成果的结合，以历史学方法严谨求证，以考古学成果有力佐证。考古学的成果资料多且杂，读起来索然无味，而张先生却在一一研读这些考古报告后，在将“以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爬梳出可比性的墓葬及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资料条分缕析。”（董珞夫人语）。先生所做的这些大量细致的工作，不仅使本书严谨可信，更方便了读者阅读和我们的编校。此时，我们不得不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另外，不仅是对考古学成果，对其它学科知识和其它文献，先生也广征博引，这显示出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造诣。

张先生一生坎坷，早年他因一篇文稿得祸，被错划为“右派”。先生曾说自己一生除去被错划为右派的20年，真正的学术生涯也就只有20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坎坷的人生遭遇，使先生对人对事坦荡、洒脱。先生对国对民对学始终抱有巨大的人文关怀。本书中，先生的深情之语让人动容。现录先生之语与读者共觞：

“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

“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

呜呼！先生去矣已一年，相信此书的出版是对先生的一个告慰，相信先生为之奋斗半生的楚学定会发扬光大，相信我们的国家定会国泰民安，相信中华学术定会兴旺发达，如此，先生定能九泉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