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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读书贵在得法——读《后东塾读书杂志》有感

 
 

    钱基博先生在经史子集上下过许多硬功夫,对各类典籍有极为精当的研究。《后东塾读书杂志》一书,收入钱先生论文38篇,研究专题13部,论及很多经典,如四书、《史记》《汉书》《两都赋》《郭有道碑》《文史通义》,还有科举史专论等,跨度之大、范围之广,“浩博无涯涘”,令人惊叹。
 

   研读《后东塾读书杂志》,只觉得钱先生的学问“海内罕对”,精深至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重要的途径当然就是读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怎么读才有效?钱先生在书中谈到的读书方法或观点,可给我们不少启迪。
 

  之一,读书须包容。钱先生在《论衡篇告逸民》中,讲到他对于争鸣的态度,就是要尊重学问上的言论自由,“言学问,有主张而毋为把持”,让别人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他引穆勒的话抒怀,强调要“兼容并包,令众口各伸其所欲言”。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上,如果仅仅因为不同意对方的批评意见,就千方百计“消灭”对方的声音,那么学术繁荣必然是一句空话。
 

  之二,读书须有疑。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先生读书,充满了怀疑精神。比如,王国维的学问影响甚著,钱先生不为其声名所动。他在《书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后》中认为,王国维“古文讫于西京之末,尚非难识”的说法,是“矛盾无稽之谈”;在《书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后》中认为,王国维对许慎《说文》在解释文字时“未尝据鼎彝”的判断,站不住脚,引经据典一一辩驳。又如,曾朴的《孽海花》本为小说,不可当成信史来读。钱先生特别较真,专门写了《〈孽海花〉匡谬》《〈孽海花〉考信录》两文,翻出龚自珍年谱等资料,对不实之处详加批驳。对待小说如此,遑论对学术文章的态度了。真可谓处处有疑、处处求真。
 

  之三,读书须动手。钱先生注重做笔记。“书籍不论今古,人物不问新旧;有书则读,每读必记。”(《后东塾读书杂志》)他告诫学生,要天天练习写短文,“字句要简,意思要尽,时间要快。篇幅最好百余字,时间至多一点钟”,如果坚持练习,“心思愈用愈出,笔机愈熟愈快,自然意到笔随,词无不达”。(《讲筵余语》)对写作之法,钱先生时有高论。比如,他指出,写作历史类文章,一要有依据,没有依据,那就是杜撰;二要有剪裁,没有剪裁,那只是材料的堆砌。(《致喆肫论史笔》)这种既注重读、又看重写的方法,有利于知识和资料的积累,也有利于文字水平的提高。
 

  之四,读书须勤奋。钱先生读书甚为勤恳,从他的读书“日录”来看,确是无日不在读书。他指出,读古人的文字,就是要“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熟读百遍,新意自生”。还把读书比作下围棋,“此譬如着棋的打谱。谱打得多,打得熟,自然棋子也总有一着两着过人”。(《精忠柏石室文话》)勤为万事之基,但要实实在在做到并不容易。钱先生身体力行,手不释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仅一部《史记》,他就提出三种读法,一为研究义例读,二为研究文化读,三为研究文学读,认为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史记〉之分析与综合》)这种精深的读书之法,没有一种坐冷板凳的功夫是坚持不住的。
 

  《后东塾读书杂志》内容深湛广博,这里抽取的,只是钱先生谈到或践行的一些读书方法,而且仅为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些方法非常朴素,甚至“古旧”,和如今流行的碎片化电子阅读形成巨大反差。正因为如此,它大概更能引起我们对当下流行阅读方式的反思,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借鉴。
 

  《后东塾读书杂志》,钱基博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3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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