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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桂子山上的树与大师

2015年夏天,学校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快要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覃红教授的一个电话,他通知我参加一周后即将举行的毕业典礼,并要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典礼仪式上发言。接到这个电话,我既欣喜又害怕。欣喜的是,学校领导对我比较信任,否则不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害怕的是,我这个人一向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幽默有余,严肃不够,从来没有在高大上的场合讲过高大上的话,担心自己狗肉上不了正席。说老实话,当时我的害怕远远超过了欣喜,感觉压力比山还大。我还试图婉言拒绝,但领导没有同意。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在那之前,我压根儿没想到要以《桂子山上的树》为题写一篇文章,更没想到写出来之后还会产生广泛影响。

接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任务之后,我开始琢磨如何写这篇发言稿。次日下午,我下课后一个人去了学校的电影场。因为我知道,那年的毕业典礼将在电影场举行。我想去那里走走,为写发言稿找点儿灵感。

学校的电影场,我真是太熟悉了。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在那里看电影,一看就是几十年,至少看了几百场。那里,还留下了我无边无际的回忆。比如,1979年,我们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场大型报告就是在电影场听的,做报告的是著名教育家陶军副校长。他事先准备的题目是“大学生怎样谈恋爱”,刚一开口讲,主持会议的人便急忙打断说,陶校长,现在的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陶校长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哭笑不得地说,那我换个题目吧。遗憾的是,陶校长后来讲的题目,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他讲到恋爱两个字的时候,同学们的脸都胀红了,红得像烧锅。又比如,我当年看电影,大都是坐在银幕背面看的。原因是,我那时很穷,穷得连冰棍儿都吃不起。起初,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总是一起去看电影。但他们比我富有,总是一边看电影一边买冰棍儿吃,还买花生瓜籽之类的食品,并且还要给我吃,我不吃他们还不依。来而无往,我很难堪。于是,再到看电影的时候,我便先谎称不看,等他们走了以后再一个人去电影场。为了不被室友们发现,我就坐到银幕背面去看。从背面看电影别有一番味道,画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字是反的。后来我认反字相当厉害,就是当年从反面看电影训练的结果。

要说起来,学校的电影场十分普通。但是,电影场周围的树却非常独特,非常别致,非常动人。其中有参天耸立的梧桐,有双臂难抱的香樟,有数不胜数的桂子。它们又多,又粗,又高,枝繁叶茂,浓荫如盖,遮天蔽日,将电影场紧紧地缠绕着、掩映着、簇拥着。看到这些树,我不禁猛然想到了一个人,还有这个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周挥辉教授。他早先在校报当主编,后来到学校宣传部任副部长,之后被派往传媒学院当了几年书记,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早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跟他很熟。他比我晚两届,但我们经常在同一个教室里上晚自习。他总是坐教室最后一排,我也习惯坐教室最后一排,可以说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周社长在宣传部当副部长的时候,大概是2005年吧,他曾说过一句颇富哲理的话。那一年高考结束不久,学校搞了一个名为开放日的活动,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应届高中生到桂子山来参观访问。活动由宣传部负责组织,具体牵头人就是周副部长。大概是因为朋友关系吧,他让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还让我代表教师给中学生们讲几句话。我讲话之前,周副部长把我介绍了一下。在介绍我时,他突然说到了树。他说:“一所大学好不好,看这所大学的树高不高、粗不粗就知道了,树高树粗说明这个学校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周副部长对我的介绍,我早已忘得一光二净;但他关于树的那句话,我却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他的孝感口音,我都记忆犹新。

那天,我去电影场为写发言稿寻找灵感,当我被四周的树紧紧吸引住的时候,周副部长那句话像一只在草丛中潜伏已久的野兔,扑通一下就跳上了我的心头。我顿时灵感来袭,脑洞大开,当即就决定从桂子山上的树入手,由树及人,先写自然形态的树,再写精神形态的树。因为有了灵感的指引与照耀,我很快就完成了构思。当晚一回家,我就开始了发言稿的写作,写起来十分顺利,可以说文思泉涌,得心应手,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在《桂子山上的树》这篇散文中,我写到了我们学校的三位学术大师。他们分别是章开沅先生、邢福义先生和王先霈先生。曾经不止一个人问我,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很多,你为什么要选他们三位?我回答说,因为这三位老师给我的感觉最早、感触最多、感受最深。

章先生在我读大学时就已经蜚声中外了,我们都知道他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轰动一时,国母宋庆龄先生还亲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邢先生1980年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将语言和文学紧密结合,既讲授了语言规律又传授了文学技巧,深受大家欢迎与追捧。每逢邢老师的课,同学们都要早早地去教室抢前排的座位。我们班上有一个早熟的男生,喜欢照镜子,梳分头,往脸上搽雪花膏,更喜欢抓住一切机会给班上的四个女生献殷勤。每当遇上邢老师的课,他总是不吃早餐,提前一个小时就背着四个女生书包去教室占座位。他每次占五个位子,自己坐中间,两边各坐两个女生,像一个妻妾成群的皇帝。可怜的是,四个女生上课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邢老师,斜都不斜他一眼。王先生当年给我们讲文学概论,每次上课都不带讲义,总是一支粉笔讲到头,从西方讲到东方,从古代讲到现代,成竹在胸,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说起来,王老师在穿着上并不讲究,裤子上经常有破缝和补丁。然而,他的裤子越破,我们越崇拜他,真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大师,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说几句闲话。现在,许多看上去挺时尚的教师,上课时总是吭哧吭哧地背一台电脑,一上讲台就打开电脑往投影仪上放视频,其实放的都是下载或复制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类教师与乡村放电影的技术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旦停电,他们就会目瞪口呆,束手无策。我认为,在大学里,靠电脑和投影仪是放不出学术大师的。

(本文为作者在《桂子山上的树》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节。《桂子山上的树》,晓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40.0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18日07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12/18/nw.D110000zhdsb_20191218_2-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