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浩瀚星空中，黄梅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备受民众喜爱的剧种之一。然而，关于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学术界和艺术界虽然早有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的笼统的学术定论，但对其细部历史和剧种归属则一直存在湖北与安徽两省自说自话的情形，甚至由此引发诸多争议。在这一背景下，青年学者梅杰的《黄梅戏源流考辨》一书，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考据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为黄梅戏发源地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力的证据。

　　梅杰的《黄梅戏源流考辨》立足于大数据，以1952年安徽开始黄梅戏戏改以前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汇编、考辨历代黄梅戏文献，为黄梅戏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学术突破。比如，通过对乾隆年间黄梅县真实事件改编成早期剧目《瞿学富告坝费》这一记载的挖掘，为黄梅戏在彼时已具雏形提供有力证据；同治诗人何元炳“都作黄梅县里腔”的诗句，又生动描绘出黄梅戏在江西地区的传唱景象，串联起黄梅戏向外传播的轨迹。梅杰巧妙地把这些看似孤立的“孤证”集中整合，使之形成“证据群”，并进一步梳理归纳，构建起逻辑严密的“证据链”。在面对观点相悖的证据时，他从时间先后、证据可靠性、与当时环境条件的契合度等多个维度审慎剖析，去伪存真，如在辨析关于黄梅戏起源的不同说法时，凭借对文献细致入微的解读，有力地反驳了一些缺乏依据的观点，让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这一观点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愈发清晰，使黄梅戏早期发展历程得以真实还原。

　　在《黄梅戏源流考辨》一书中，梅杰本着“黄梅戏历史意义不低于黄梅戏艺术本身”的史学态度，深入研究了别霁林、何元炳、钟谷、程演生、桂遇秋等人以及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该书甫一推出，即备受学术界的赞誉，被称为“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搜集的全面性，更在于其考辨的严谨性。面对黄梅戏的历史与剧种归属的争议，梅杰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辨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然后传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在近代形成了一个卓有影响的黄梅调家族群，即黄梅戏原为湖北剧种，后为跨省剧种，这种破除地域观念的大黄梅戏史观和发展理念贯穿全书。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廓清黄梅戏起源的历史迷雾，也为理解黄梅戏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黄梅戏源流考辨》的方法论值得关注。梅杰采用大数据视野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在“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这一极具创新性的章节中，梅杰打破传统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局限，借助数字化技术，广泛收集、汇编历朝历代与黄梅戏相关的海量文献，并以时间为纵轴、地域为横轴，构建起时空坐标体系。从剧目的流传、声腔的演变，到戏班的迁徙路径等多方面数据，在这一体系下得到系统整合与分析。通过大数据挖掘，他揭示出黄梅戏以鄂东“哦呵腔”为母体，借助长江水路交通之便，逐渐向赣、皖、闽等地区扩散传播的清晰路径，明确指出安庆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扮演的是“中转站”角色，而非“发源地”。这种宏观视角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局限于局部地域或单一文献研究的狭隘性，将黄梅戏视为一种在广阔时空范围内流动、融合的文化现象，极大地拓展了黄梅戏研究的视野，让我们得以从全新角度洞察黄梅戏发展过程中的传播规律与文化交融现象。在传统戏曲研究领域，运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源流考辨尚属少见，这为传统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黄梅戏源流考辨》的出版不仅解决了黄梅戏起源的具体问题，更为地方戏曲研究提供了范式意义。它展示了如何通过扎实的文献工作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厘清戏曲艺术的源流问题。这部著作开辟的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研究新方向，将对未来的黄梅戏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其他地方戏曲的源流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