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主斗士和大众诗人，被毛泽东称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为中国寻找出路，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生活教育学说，并广泛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以中国传统的圣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理论视野，考察陶行知的日常生活世界，着力构建陶行知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本书介绍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有关“日常生活”的概念及其有关人的异化理论，汲取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圣化”思想寻找规避日常生活中人的异化的可能性。提出陶行知接受儒家“下学上达”的圣化模式，以学习为基本路径完成自觉觉人的身份转换，从修身、齐家、救国、心怀天下四个主题叙述陶行知的人生历程，以日常生活中的陶行知呈现其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人生追求；从立志、立功、立言、立德四个方面展示陶行知的圣化，验证陶行知为“当今一圣人”的历史评价。

刘来兵（1982-），男，安徽枞阳人，教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兼任教育治理与智库研究院秘书长、长江教育研究院副秘书长、《长江教育论丛》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中国教育史、教育政策。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近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声誉的教育家之一。著名陶行知研究专家周洪宇教授认为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曾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陶行知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始终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胸怀振兴中华的理想，毕生致力于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还涉及民主斗争、科学普及、新文字推广、大众诗歌以及经济建设等多个领域。毛泽东赞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认为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褒其是“万世师表”；董必武誉其是“当今一圣人”；郭沫若则将其与孔子并论，认为“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翦伯赞称他是“仁者，智者，勇者，圣者，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陶行知在国际上也得到诸多知名学者的赞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克伯屈教授在1929年曾言：“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前中国研究所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更是强调：“陶行知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大卫•汉森（David T. Hansen）在他主编出版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并与杜威、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家并列，足见陶行知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201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了陶行知铜像安放仪式，这也是首位华人铜像进驻包括哥大在内的美国常春藤名校。 2016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彰显了陶行知在美国的影响力。 从上述中外评价中我们看到，陶行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来看待，这种评价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少被用在近现代国人身上。在有关陶行知的研究中，有学者也给陶行知冠以“圣”这一评价。如章开沅、唐文权在《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中，有专章论述陶行知是对中国传统圣贤形象的继承，如“古圣寺中的今圣”、“爱满天下的陶夫子”等，可见作者将陶行知视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家圣化的代表，也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述：“当然我们也无意把传主写成完美无缺的天纵之圣，陶行知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 这种评价是客观的，我们知道，即便伟大如孔子，也自称自己非圣人，不过是平凡人通过“下学上达”而逐步完成圣化的，所以用“平凡的神圣”来建构陶行知的形象是极其贴切的。陶行知被视为继孔子之后为人民办教育的伟大教育家，其有着同样出身贫贱而奋发有为的人生经历，十余岁立志为中国做一点贡献，具有远大的人生抱负。陶行知先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熏陶，而后负笈远赴美国接受西式教育洗礼，回国后放弃在大学任职的优越生活，而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改造，逐步成长为为劳苦大众办教育的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生是不断完成自我圣化的过程，本研究以日常生活为视角，呈现陶行知圣化的过程。 陶行知何以从一个山村中走出的穷学生，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学界多从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出发，特别是在生活教育这一理论的历史逻辑中找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特质对民国乃至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但历史研究似乎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思想史研究，特别是教育史研究领域。传统的教育史研究认为，教育史研究包含两个层面：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但显然，这种二分法忽略了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人的活动。从教育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正如前苏联学者休金娜所说：“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和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 通过教育活动，影响并促进了人的发展，培养了人的实践意识与能力。既然教育活动对于教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作为教育活动的过去，即教育活动史，也应当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因为，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 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方面，忽视了教育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其实，“如同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一样，教育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史，再怎么样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也缺乏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人不见行’、‘见物不见事’的教育史学。” 简而言之，脱离了人的活动，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教育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自觉自由地进行实践（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 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活动的人是历史主体”这一科学命题，并指明了观念与思想均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日常生活实践是每一位个体生活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它直接决定个体生命成长的取向、视域与立场。对于陶行知这一个体的考察，应将其日常生活作为视角加以考察。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正是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才让笔者产生了考察陶行知人生轨迹的这一想法，即不再考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而是从陶行知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出发，通过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来思考陶行知的人生轨迹，力图呈现陶行知圣化的基本历程，解释“孔子之后的陶子”这一说法的缘由。 笔者与陶行知研究结缘已久，在安徽师范大学本科学习阶段便开始了解到这位安徽籍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2004年9月，我选择了前往处在陶行知的故乡——歙县的徽州师范学校，作为我的实习单位。在那里，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陶行知先生身后的影响。对陶行知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之后，我选择将陶行知生活教育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并计划攻读教育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近现代教育家群体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2005年9月进入西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我去陶行知先生办学的育才学校旧址古圣寺参观，翻阅了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的资料，了解到他在重庆时期与北碚开拓者卢作孚之间的交往故事。2008年9月，我有幸进入陶行知研究的重镇——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里有国内陶行知研究名家章开沅、董宝良、周洪宇、喻本伐、余子侠教授等，他们对陶行知研究的深厚学养和积淀为我重新认识陶行知打开了大门。尤其是在导师周洪宇教授的指导下，笔者完成了《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1卷）的编撰工作，发表了多篇陶行知研究的相关论文，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并担任秘书长。但笔者依旧认为，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尤其是对他何以成为伟大教育家的过程研究明显不足。鉴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以及现象学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理论，笔者认为，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研究陶行知，将有助于更生活化地了解陶行知的一生。

2013年底，有幸加入华中历史文化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是想在教育史这一专业知识基础上得到历史学科的滋养。在站期间，与合作导师马敏教授商议博士后研究工作的选题，马老师建议我以教育学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为主，多听听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周洪宇教授的意见。故而综合二位导师的意见和我本人的研究兴趣，我选择了陶行知作为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主题，而融入了生活史这一研究视角。 本书是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能完成博士后研究，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马敏教授。马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无论是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还是高等学校育人实践，马老师均成就斐然。能有幸忝列门墙之下，获得马老师的指导，实乃人生幸事。在博士后研究的过程中，马老师给予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在研究报告的写作中，马老师曾与我做过深入的交流，即便是在他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都会抽出专门的时间来指导写作。在此也要特别感谢周洪宇教授，周老师不仅指导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帮助我留校继续从事教育史研究与教学，还积极推荐我跟随马敏老师做博士后的研究。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两位老师的指导与培养。 博士后出站汇报有幸得到了虞和平教授、马敏教授、周洪宇教授、郑成林教授、申国昌教授的指导，感谢他们对研究报告提出了修改建议。同时还要感谢教育学院申国昌教授在学业、工作和生活中对我给予的启发与帮助，感谢许小青教授、徐炳三教授等对我在站期间提供的诸多关心与帮助。感谢历史文化学院寇富安书记、庞华君老师、吴昊老师在博士后日常管理工作中对我的包容与支持。我的硕士研究生杨熔、冯露、曲曼鑫、吴丽萍、孟理政、邓道君、陈港等在我访学墨尔本大学期间，帮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参与了我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课题研究工作，提供了部分文稿和参与了校对工作，对他们也一并致谢。 为迎接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周洪宇教授主编出版《陶行知学文库丛书》，本书有幸作为其中的一本忝列其中。在此特别感谢丛书主编周洪宇教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周挥辉社长和冯会平主任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本书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刘来兵 202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