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围绕“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这一主题，内容涉及陶行知的中外文化教育观、陶行知对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贡献、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对陶行知的影响、陶行知对外国文化教育的取舍、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名人的交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现代价值及世界意义等各个方面。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有多方面重大建树的文化巨人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研究他在中外文化教育史上的贡献，弘扬和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对于我们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教育治理与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 ，湖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期致力于研究陶行知学、教育史学、教育政策学、教育实践四个领域。余子侠，1953年生，湖北蕲春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余子侠，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熊贤君，现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担任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

最近十年来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 ——与陶行知的邂逅以及日本生活教育运动的轨迹 陶行知研究在德国 试论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论陶行知的中外教育观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观 陶行知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陶行知反传统教育论析 试论陶行知的价值观 源头活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知识底色 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儒学渊源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墨学渊源 世纪轮：戴东原·陶行知 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之比较 陶行知与杜威 陶行知与泰戈尔 陶行知与日本 迈向陶行知整体形象的研究 ——“人民教育家”和“大众诗人”的共存和内在冲突 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 青年陶行知人生抉择的内在动力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 认真学习发扬光大陶行知的人民教育思想 陶行知——人民教育的伟大先驱 从教育到政治：陶行知与大众思想 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论略 人的个性发展与陶行知教育思想 现代教育主体理论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 论陶行知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杰出贡献 略论陶行知教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 试论陶行知的教育革新思想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 中国现代化呼唤现代陶行知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 生活教育理论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兼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全”功能 黄山市农科教结合的探索和实践 前元庄实验学校实行“村校结合”、“三教统筹”、“教科劳兼顾”的教改实验报告 ——探索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路 真人教育的理论与实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向人类贡献的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教育家，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领域有多方面建树的一位文化巨人。长期以来，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也吸引了不少海外学者的注目。为了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推动陶行知研究的深入开展，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等单位于1996年10月18—21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会议题词。陶行知原夫人吴树琴、陶行知四子陶城以及晓庄师范首期学生李楚材等人给大会发来贺电和贺信。中、日、美等国家的近8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不少学术问题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中外文化教育观方面，代表们就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做了分析，认为在知识结构上，他通过儒学开蒙、中西兼习和赴美留学，将中西文化知识冶于一炉、融为一体；在思维方法上，他运用中西比较法和西方实验方法揭示传统教育弊端，运用逆向思维方法将旧理翻为新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中外教育经验明辨择善；在价值取向上，他坚持去取与否只问适与不适的原则，在反传统教育时并不反对其固有的优点，反洋化教育时对外国输入的真知识竭诚欢迎。可见他的教育观与我们党对待中外教育一贯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主张相一致。在中西文化观上，代表们从陶行知一生的思想转变上，对其文化观的演进和发展进行分析，认为：早在青少年时期，陶行知接受西学，但不为教会神学所诱；接受进化论观点，但坚持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及至五四时期，他将实验方法引进中国，但能够有机而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制天命”思想的创造精神融入其中。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他又能够加以体验而不作任何回避，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能够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本质问题。 代表们认为，陶行知对待中西文化教育采取的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分析、过滤和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坚持了“破”与“立”相结合、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采收原则。因此，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既不同于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中主义，并且具有民族性、大众性、爱国性和科学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的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精神上相一致，因此，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中，它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正确的代表。 在中西文化教育观的讨论上，与会者还对陶行知某些思想观点形成的渊源做了具体的分析。有的代表指出，探讨陶行知对中外前人思想精华的吸纳和继承，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去认识。因为他从前人那里摄取思想养分是各有侧重的：或从哲学认识论上去吸收，或从社会政治观上去借取，或从教学方法论上去承传，或从事业精神上去学习，因此，他才能建构起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流转创新的多层多维思想理论体系。如在德育理论上，他的真伪观和善恶观，主要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中优良成分的承衍；他的自爱、爱人和自治、利群思想，则较多地源自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再如他的思想富有的人民性、兼爱观、提倡实学以及重视生产劳动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等，主要源自墨家学术思想；而他的知行合一观点，既对王阳明的思想有所阐发、继承和批判地翻新，也受到他的乡贤戴震的实学知行观的深刻影响。 在探讨陶行知对传统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与会者还从两个方面做了比较研究。一方面从陶行知对传统思想中积极成分的继承与其反传统思想表现的比较，指出陶行知反传统思想中的“传统”，就是传统教育中积淀甚深的“因循”和“惯例”。这些东西已有不少成为众口传诵的“古训”，诸如“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在反此传统时，陶行知做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是结合近代社会的变迁，将陶行知与同期中外教育家们进行比较。如陶行知与印度的诗人、教育家泰戈尔，陶行知与中国的教育家晏阳初、梁漱溟等，他们的思想认识、教育主张、事业主体以及献身精神和爱满天下的精神，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陶行知与泰戈尔两人异曲同工的教育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东方古老的农业大国在近代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该如何发展和改造自己的教育事业；而陶、晏、梁等人选定的教育实验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近现代中国的国情变化，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就对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融合发生的影响来看，与会者认为：陶行知的贡献首要表现在教育领域，但又不仅仅限于教育领域。他一方面将西方文明引进中国，诸如热情而客观地介绍西方教育新思潮供中国教育界借鉴；注重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推行科学普及运动；积极而健康地译介西方诗歌乃至引进西方的音乐、美术、舞蹈等等，他都作过相当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将中国文化向世界推广和传播。如他的28国之行，就是以地球作讲坛，直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恕道”等思想观念向世界人民宣传。他还独树一帜地通过中诗英译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推上世界的诗坛。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利用多次出国的机会，将自己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推向了海外，使之汇入世界新教育潮流之中。对此，日本学者还向与会者介绍了生活教育运动在日本的历史与现状，使人们认识到，陶行知的思想与业绩“所具有的国际价值和意义”。 在具体分析和讨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时，代表们注意到，救国思想和人民思想始终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的最底部的积淀层。他的救国思想与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致的。早年他曾一度幻想医学救国，但通过对西学的接触尤其对国情的了解，他转而借教育为一方阵地来从事救亡图存的事业。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救国论，即不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国，而是将教育看作一种途径和工具。就其人民思想而论，与会者进一步探讨了陶行知整个人生哲学的人民性。有的学者认为，陶行知既是一位人民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因此应提倡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研究”与“人民诗人陶行知研究”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还认为陶行知的人民思想在某方面表现了民国时期思想的大方向，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人民大众并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时代主流。 在剖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系时，代表们认真深入地探讨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认为陶行知这种教育理论的成型，平民教育思想及平民教育实践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这种理论因为批判地继承了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精华，并且结合其时中国国情而不断创新发展，是一种改革传统教育的结晶。因此，这一理论不仅在教育史上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而且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它的“三全”功能仍然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三全”功能，就是：它首先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治愚与治穷相结合的“全民教育”理论；它也是促进国家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理论；它更是建立“合理的人生”、实现人类的最后解放、培养全面发展的“真人”的“全面教育”理论。故此它又是一种社会改革学说，必将为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为教育现代化事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并且将随着生活的不断前进而得到永无止境的发展。就此，代表们进而将这种教育理论与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现时的素质教育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 代表们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实践中最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特征，就在于他一直注意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这种教育正是当前提倡应试教育转轨到素质教育所必须借鉴和吸取的历史遗产。对陶行知素质教育理论的内涵，与会者或认为他主张的培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这种教育目标最具代表性，或认为他提倡创造教育，对儿童实行大脑、双手、嘴巴、眼睛、空间和时间等“六大解放”最能说明问题，或认为他的素质教育思想主要凝集在“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人”教育目的论上。 关于生活教育理论在当前教育改革中的实验及其发展，代表们则主要是以各地的实验总结报告来说明问题，这也是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具特色之处，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会议题词“重在学习研究，贵在实践发展”。此次会议一些代表以实验总结报告形式参加了学术研讨，这些运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指导现时中国教育改革的科研成果，表明和论证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具有极为富厚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代表们一致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还需要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更需要“由知行到行知，教人者先教己”的人格与精神。 为了反映会议的成果，进一步推动陶行知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我们对提交会议的论文进行精心选择，编成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多数论文业经作者自行修改。因时间关系，个别国外学者的论文译稿未经本人校阅，谨致歉意。中外学者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各异，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我们本着学术上的“双百方针”，求同存异，以期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我们还对若干篇幅过长者作了适当的删节。编排时全部论文依据内容分为“总论”、“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陶行知与中西文化教育的关系”、“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实验与发展”等五大类排列，排列不分先后。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有关方面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的领导方明、张健、王铁城等先生不时来函指导编辑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章开沅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邓宗琦教授也拨冗专门为本书撰写序言和论文，并提出指导性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长期以来一直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现又资助本书出版；吕达副总编、邱瑾编审和本书责编刘立德先生还对本书的选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谢! 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 1997年3月于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本书初版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此次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陶行知学文库”丛书进行再版；周挥辉社长、冯会平主任、张怀东编辑对本书的再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谢！ 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 2020年9月于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章开沅 1996年是孙中山诞生130周年，陶行知逝世50周年。他们都是对近代中国有重大贡献的伟人，理应给以隆重纪念，彰显其美德，光大其理念，努力实现其未竟之愿。 常言说“自古圣贤多寂寞”。像陶行知这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人，生前一贯甘于寂寞，而且也决不会计较什么身后之名。但是，社会理应尊重教育和教育家，特别是不能忘记像陶夫子这样伟大的国之瑰宝。他的教育学说乃是我们整个民族应该珍惜与弘扬的一大笔精神财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于1996年10月18日至21日在武昌共同主办了“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他的教育思想。 再过3年就是21世纪了。就教育的走向与前景而言，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危机并存。一方面是学校的数量与规模剧增，微机网络与其他多媒体等先进手段的广泛使用，使教育的覆盖面与信息量迅猛扩大；而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理念偏差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普遍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已成为许多国家政府与有识之士的极大心病。人类的未来寄托于教育，而教育的现状却如此令人忧虑。我们这次会议理应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应用于实际，为21世纪教育的发展筹谋策划，至少是提供若干有益的思路。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陶行知的著作固然不可能为我们制订21世纪教育发展的具体蓝图，但他早已指明了正确的基本原则与前进方向，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育的整体改革等等，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可以作为我们探讨21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当前教育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如应试教育、忽视通识、德育滑坡，乃至形形色色的借教育之名以牟暴利等等，就可以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应当肯定，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可以作为当前教育改革的武器，而且可以作为探寻未来教育走向的正确指针。 但是，陶行知是诚实而又谦虚的真人，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教育科学的终极真理，他的一生正是不断探索教育革新的一生，他留下的所有著作也并未为这种持续探索画下句号。或许可以如此表述：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一个永远开放与不断发展的宏大体系。因为他自己在1935年即曾说过：“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的前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生活教育现代化》）陶公所期望于我们的，不是膜拜与拘守他的“本本”，而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日新月异的世情与国情，并且通过新的教育实践加以发展，加以升华，加以超越。 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早些年就曾提出“学习、研究、运用、发展”八字方针，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时代呼唤千千万万现代的陶行知，我们在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他们默默奉献、执著追求的踪影。陶学研究者和推行者应该向先贤学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但是，对于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对于陶学研究、推行与发展的伟大意义，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安于寂寞、保持沉默。无论古今中外，教育并非单纯被动地适应社会，教育由于其富于前瞻性与潜在能量，能够而且应该推动社会的革新。教育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自身的发展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之所以重复这些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乃是因为现今社会上真正重视教育、懂得教育的人还太少，而口头上重视教育或以谈教育为时髦、其实并不懂得并内心轻视教育的人却又太多。现今又出现一批以社会办教育或教育服务于社会为名，实际上是借教育以谋私利的形形色色的新型“教育家”。面临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教育的本真与尊严，让社会多听一些真挚的师陶、学陶、传陶的声音，让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认真学习、运用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有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教育有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就是靠教育才得以绵延不绝。教育工作者应该增强自己的信心，并且以执著的追求与广大人民一起走向未来。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凝聚若干共识，那也是此次会议相当的成功！ 现在会议早已圆满结束，中外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结集即将出版。谨以晚清张维屏的一首诗赠给到会代表和未能到会的所有陶行知伟大事业的继承者。诗云：“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让我们像平凡至极而又不可缺少的春草一样，年年岁岁以自己的新绿装点祖国的锦绣大地，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谱写一曲又一曲响彻环宇的教育壮歌吧！ 1997年元月于桂子山